From Phenomenology of Body to Meshwork Ontology: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im Ingold’s Series Lectures in TNNUA
文——龔卓軍
《藝術觀點ACT》89期，2022年4月出版
一直以來，我對於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從身體現象學到肉身存有學的發展，如何跳脫主體哲學的格局，感到斷裂與疑惑。但是，從他的晚期哲學手稿、講座課程與《眼與心》（L’Oeil et l’Esprit）等出版物，我們卻看到了一些解決的端倪，特別是「《自然：法蘭西學院講稿》（La Nature: Notes cours du collège de France）」講稿。從1930年代開始，在《行為的結構》（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一書中，梅洛龐蒂就談到了意識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他反駁了將意識自然化的經驗科學研究方法，但似乎尚未找到明確的解決之道。之後的《知覺現象學》（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就涉及到了梅洛龐蒂哲學上的創造性，也就是他提出「具身化」（embodiment）的身體現象學，將吾人內在的身體運作意向結構，關聯到前反思的、原初的知覺世界，以打破二元論的經驗論與觀念論思想格局。這時候，「前反思的在世存有與世界共同的運作與呼應」關係，就成為「身體主體」掙扎著跳出主體哲學與二元論哲學的前導命題。
具身化的身體現象學
雖然「具身化」不失為一個重新聯結意識與自然的良方，但在這個階段的梅洛龐蒂思想，仍受制於胡塞爾（Edmund Husserl）晚期轉向的「生活世界」理念，亦即前科學狀態的生活世界，仍以人類為中心線索，而忽略了以非人類、以自然本身為線索的思考方法。當然，梅洛龐蒂本人承認「現象學還原的不完備性」，因此不可能將「具身化」的現象考察做到完全置入括弧的完備還原。我們不可能完全跳脫出我們自身的生活世界，變成純粹的觀察者。這或許正是現象學本身無法自認為完全自外於生活世界而進行現象學思考的矛盾。不過，與此同時，梅洛龐蒂也認為這個空缺，可以留給歷史的運動，而現象學本身應視為一種運動和思考風格，而不是固定的詞彙概念的複述與套用。另一方面，二戰後的法國，充斥著人文主義的風潮，梅洛龐蒂透過馬克思主義與結構主義的批判，透過盧卡奇（György Lukács）的歷史意識的運動，透過政治經濟學的歷史運動歷程來談世界史的開展，卻拒絕自然的辯證位置，來構造他的歷史唯物論、科學主義與新的人文主義版本，就此而言，仍然距離「自然」甚為遙遠，普羅米修斯式的、由上而下的啟蒙式人文主義仍然佔據上風，甚至，為他的「具身化」設立了一個自相矛盾的思考障礙，讓歷史發展永遠超越了自然、遠離自然，讓具體化的運動歷程無法與自然世界接軌。
然而，「具身化」當然指向了一種更為深層的歷史。不論是從宇宙大爆炸以來的演變，或是從不同物種在自然史中個別與交互演化的生態歷史，以至於人類在神話歷史中將各種自然力量施以具身化的敘事。「具身化」的歷史哲學既然包含了自然史、物種在世間的棲居史，那麼這種歷史相較於後現代哲學所謂大敘事的破碎化，修辭符號的斷片化，提醒我們的反而是：或許過去的大敘事的涵蓋面都不夠大、不夠豐富完整地包容非人類的演變故事。因此，後現代思想繼之而來的並不是大敘事全面崩潰，而是更多跨過人文科學領域而延伸向自然史、氣候史、地史與環境史的敘事生產，因為，唯有跨過這些既有的學科領域，在世存有的存在現象，其具身化的具體歷程，才能得到環境條件的完整描述，或不完備的還原，回返更為共同而根本的生存樣態與環境條件。
就此而言，具身化哲學往深層歷史的敘事發展，也是回應啟蒙運動以來，將人文歷史與自然歷史切分對立之後產生的裂隙，加以重新縫合對話的嶄新存有學表徵，不把歷史發展窄化地限定在特定物種的生活世界，甚至將特定物種（如人類的近代發展）置入括弧與問題之中，尋求更具有價值上可依存的開放歷史，及其共通基礎，這種嶄新的人類學還原工作，將對人類存在的限定性做出描述與還原，將窄化的進步史觀的歷史目的論解放出來，以表現出自然史中所展現的更廣闊韌性，這是一種更為徹底的、開放的歷史過程。深層歷史的現象學，也正是面對今日人類世災變與極端型氣候變遷的多物種具身化取徑：不再英雄化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不再接受以人類為歷史敘事的中心能動者，也不再接受片面的啟蒙進步歷史目的論，至此，有機生物的歷史蹤跡便成為這種嶄新現象學的重要歷史原型之一。
湧現的整體性與深層歷史
以蠑螈為例，有機生物的神經、胚胎與幼蟲發展邏輯，因為其動作動力與其自然環境的整體性、地方的偶然性相關，所以要用與環境互相作用的表現性與預存性來理解這種發展邏輯，成蟲的各種內在能力與整體反應，應以地方的偶然機遇的內在發展邏輯來看待，而不是以一種固定的、實證性的內在性。這是一種辯證的邏輯，以生物物質條件面對地方事件或微事件的內存性為基本發展線索，預期各種可能遇到的環境挑戰，形成其生存型態或身體形態，而成為一種自然歷史中的理性。在這個過程中，蠑螈從牠的神經、胚胎分佈，在運動與動作過程中，反饋成其內在性，漸漸形成成蟲的游泳行為、肢腿的生成與爬行抓取能力的表現。這一種「湧現的整體性」（emergent totality）不斷地反饋著牠的內存可能性，終至牠的行為模式不斷發展，而不會停留在牠當下的功能與生理反應。就此而言，我們用機械論的角度來理解生物有機體，將錯失這種內存的、內生的自我轉化力，一種不斷預期朝向未來的「湧現整體性」。這種湧現整體性會讓生物反覆刻劃其環境，對應此整體，並投射其相應行為，終其一生。
就此而言，梅洛龐蒂認為有機體與周遭環境會形成一搭一唱的韻律關係，透過季節變化、氣候條件、生存環境的光線、機體內在的成熟度等等條件，有機體會與環境形成有韻律節奏的「搭唱關係」。環境會引發並規制動物的動作行為結構，它們之間形成的不是一種機械性因果關係，而是一種元象徵的前文化（proto-symbolic pre-culture），同時也是一種生命的自我組織與器官化過程。這是基於動物在生物上的偶然性與機遇性，卻在自然的生存環境中形成被強化的自律性，依此觀點來看人類行為，不難理解人的創造自主性，亦必須基於他在生物上的偶然機緣以及他如何強化提升自身的對應表現。從動物的動力形態學來看，動物運動形態的發生軌跡，並不是預先就被給定的，也不是一套預存的程式或典律規定好的模式，而是來自讓此形態發展的環境，要看如何中介出、規制出某種特定的動作形態，一旦建立了某種表現路徑，它就變成一種通道或習慣，於是形成了行為的結構。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機遇與造型狀態，會不斷地依個體處境而產生歧異，個體會設法跨越這些碰撞的過程，形成與環境的完形關係（Gestalt）。因此，就其存在特質而言，動物會有其特定的存在讚歌與風格。
梅洛龐蒂認為有機體的發展，有其固有的否定性、運作時非存有狀態、或者是未確定的不在場，對於其未來的未給定狀態，有機體會有其內存與預存潛判。就此而言，有機體不是一種實證的存有者，而是一種探尋的存有者（interrogative being），這就是生命。就時間性的向度來說，有機體是活在它自身的未來，這就是生物現象學上所說的「表現性」。推而廣之，這種說法可以運用在任何動物身上，也可以運用在對自然的現象學還原上。這是一種從潛勢存在的處境感，自我轉化，將其內存與預存可能變現為現實化、當下化的行為結構。對人類來說，這也正是人類在面對他的當下與未來時，他的行為在當下與未來之間的關係本質。
我們不妨舉《末日松茸》（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中的有機體──菌菇來當作另一個例子。安娜．秦（Anna Lowenhaupt Tsing）在這本書中，提到了「森林」的觀點。她在比較了雲南中部與日本中州中部農地中的森林狀態時，將兩個地方的森林破壞與工業化歷史做了對比，也將兩地現今各種專家、地方人士、保育員與官員的觀點差異，做了強烈的反差呈現。在第十三章〈起死回生〉的結論部分，安娜．秦提到：「人類與樹木都被困在不可逆轉的干擾歷史中。不過，有些種類的干擾出現之後，隨之而來的卻是能滋養眾多生命的再生能量。農村的橡木──松樹森林一直處於穩定與共生的漩渦，只是它們經常受巨大災難推擁，像是伴隨著國家工業化的森林濫伐。那些存在於干擾巨河裡、生命彼此連動的小漩渦，就是人類開始思考如何補救的最佳始點。但我們也需要關照森林的觀點。儘管有種種破壞，森林捲土重來的韌性卻從未磨滅。」【註1】換句話說，從人類主體、森林政策文化、人類歷史與生態美學的角度來看，日本與中國的森林對於人類而言容或有不同的態度，但對於森林本身經過上世紀初期與中期破壞後的「起死回生」來說，森林卻一貫地朝向其未來，否定了過去森林破壞的歷史與狀態，成為林下松茸繁茂生長所象徵的生長動力與韌性未來。
毡團存有的複寫本時空
從生物發展這種在當下與未來之間的預存潛勢，提姆．英格德（Tim Ingold）對世界的描述是「毡團」（meshwork），是像菌絲、苔蘚與松蘿那樣的世界觀。這種說法與哲學家／人類學家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認為世界是一個「網絡」（network），顯然有分庭抗禮的意味。英格德並不認為可以單單將人視為行動者，視為某條線上固著的點位。英格德認為，事實上人本身就是運動的線，處於不止歇的運動中，不斷地交錯與分歧。「如果（人）是可以固定的點，他們會卡在一個地方，他們不會有運動……而我想要做的是，試著發現一種方法，將網絡帶回到生活中，帶回這些線路本身實際上身處於其中的生活。」英格德補充道：「這的確是一個關鍵的區別，因為有了這個區別，我們才能夠談論種種生活的過程，這些過程是許多道路交匯在一起的狀態。」這種說法很根本地改變了何謂在世間成為一個人。作為一條不斷運動中的線，一個人永遠是處於被其他人（線）、動物、工具、書本、食物、空氣、環境創造的過程當中。英格德的想法為整個世界貫注了意義，確認了生物廣闊表現性的歷史過程、新生命進入世間是永遠在進行之中。
從以上觀點來看英格德在南藝大「星球生命的四重反省」的四次線上演講，我們或許可以得到關於生命「表現性」的不同看法。英格德的演講題目分別為：「天空、大地及其間的地表」、「籃中世界」、「論非知與關注」、「萬物的永續性」。在這些講次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涵蘊其中的身體現象學和毡團存有學。譬如，第一講中對於「土地」的複寫本（palimpsest）看法，「土地就跟羊皮紙一樣，過去並沒有被現在埋在下面，反而越古老的浮在越表面，越接近現在，雖然削弱了過去，卻切挖得最深。過去的往上浮露，當下卻隨著下切而消逝。這與其說是層層堆疊，不如說是上下翻轉（turning over）。」這種透過地史的「翻轉」邏輯，構造出來嶄新時空觀，可以說批判了過去線性的、上下堆疊的、越過去越遙遠的時空觀，回到我們熟悉的地表時空，包含了「碎石泥土和水、苔蘚、青草、花朵和樹木、昆蟲、鳥禽與野獸、颳風、雨和雪」這些差異環境要素的多層次存在，而「這樣的地表，不僅是耕種的地表，也是記憶的地表。隨著每一次翻動這個地表，過去的人事物就被帶到現在，讓現在的人可以直接跟它互動，彷彿過去的人事物就在此時此地。」這樣一來，過去、現在、未來的關係就變成十分活絡的交織狀態，透過各種生物有機體的發展與表現而不斷翻轉，不再是靜態線性的時空，而是一種毡團蔓生、交纏、分離的「潛勢-現實化」邏輯。
第二講「籃中世界」強調了一種世代相互捲纏的世代觀，主要是為了以編籃為模型、能夠帶有身體觸感運動訓練、與說故事能力培養的慢活體驗傳統教育。英格德認為當今的世界過度強調了短期目標的達成，忽略了第三講「非知與關注」突顯的身體微感知與微記憶，以及對於情境細微變化的注意力，這種非知與關注的能力，不是短期目標思考能夠培養出來的。最後一講「萬物的永續性」則是批判了現在過度設計化、計畫化的永續方案，提醒我們萬物彼此的對話與交互作用，其實無時無刻不在我們的周遭發生，如何運用想像力，進行相互的探詢探問（interrogation），像毡團那樣，保持各種延展與轉折的開放性，生命自會尋求出路。
最後，我想舉出兩組當代創作上的例子，關於青苔的膠彩表現與藻類的攝影表現。首先是許瑜庭在2021年的膠彩作品《地圖》系列四與五。畫家在工作環境附近的圍牆，遇到了片片青苔。於是，她運用礦物質顏料粒子層疊產生的彩度質相，呼應著青苔本身附著於紅磚牆上的質感，傳達出等待著微小事件綿延變化的心情，與日常風景的視觸感經驗。另一組是攝影師張武俊在梅雨季節來臨時，於2008年三股沿海地區拍攝的《魚塭》系列。他聚焦於池水表面的生動色彩，因為光合作用而影響的菌種變化，以及各式各樣人為廢棄漂流浮沉物形成的異樣線條，相互交融為一幅幅異樣的散溢毡團。這些青苔與藻類的未來將會如何？並沒有人關心與了解。但藝術家卻適時掌握了牠們的表現性，這些表現性都屬於特定的地點與時空條件，藝術家將之轉化為自身藝術創作上的表現性，呼應著這些環境邊緣的微訊息，交織為美麗觸目的圖象，彷彿捕捉到了遙遠過去的亙古生物，在當下生活世界的永恒臉孔。
註釋
1. 安娜．秦（Anna Lowenhaupt Tsing）著，謝孟璇譯，《末日松茸：資本主義廢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新北市：八旗文化，2018，頁220。
龔卓軍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藝術觀點ACT》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