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ning Toward The Sea: The Ways Of Initiating New Connections In Returning To Tribes
「原民性、當代藝術與人類世論壇」紀錄 主講——Nakaw Putun
《藝術觀點ACT》85期，2021年4月出版
我為這次分享訂的標題是「部落的回返如何開啟新的關係？」，題目訂下後，我也重新思考了所謂的部落與我的關係，究竟是地理上的關係，還是心境上的關係。我從小因為爸爸在花崗國中工作，所以是在花蓮市長大的孩子，一直到我十五歲離開花蓮。小時候對於回部落的記憶是不舒服的，因為路很不好，沿途一直吐，而且在部落裡面我們家已經沒有自己的空間，雖然偶爾回去時，還是可以很開心的跟其他小孩們玩在一起，但印象中回部落就是要經過很難受的一段路程。
起點：原舞者
我十五歲北上讀書，當時有學姐介紹我去參加原舞者，我參加的時間是1993到1998年間，剛好是原舞者最興盛的時候，跟著原舞者從台北到國際間的巡迴演出，我在二十歲之前就去了十幾個國家。因為原舞者是原住民的舞蹈團體，也參與了許多Folk Festival（民俗藝術節），有機會接觸到各國傳統的舞蹈。有一年我看到毛利的傳統舞蹈，當時就覺得他們跟我們好像，身材、樣貌、互動聊天的方式都是，我也認識到原來可以透過傳統歌舞去傳達自己的文化。
國外的藝術節跟台灣不同，有些可以辦到二、三十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參加比利時的藝術節，參與的團體都非常嚴謹地看待自己的演出，包含整個藝術節的規劃也都非常謹慎。我記得當時是一個年紀可能只有國小二年級的小朋友，搭配一位青少年擔任接待，這些年輕的孩子，從小就接觸到不同文化與族群，很有國際觀，就算是在外面求學長大，他們也會想盡辦法回來參加這個藝術節，因為一種歸屬感。我後來看過文建會推動藝術節活動，例如鄉鎮巡演，但卻無法積累創造在地的歸屬感，但為什麼那些國際的地方節慶卻能夠成為在地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現在執行藝術村、藝術節時，也深深覺得，這絕對不是一、兩年就可以做到的事情，需要長時間的累積，才有可能獲得大家的認同。
我在原舞者認識了非常多原住民朋友，也學習了不同族群的歌謠、舞蹈與服飾。像是賽夏族，要學搖臀鈴與祭歌，祭歌真的非常優美，卻也多有禁忌。卑南族的舞蹈我們也學過，舞蹈中特有的蹲跳動作會讓腿真的很痠。我也有參加過排灣族的婚禮，被安排穿上全套的排灣族服飾，但必須正襟危坐。原舞者的經驗讓我知道各個族群的文化是如此不同，但同時也讓我意識到，我對自己族群的文化竟然是這麼陌生與不認識。
原舞者算是我的一個轉捩點。花蓮縣雖然有很多原住民，但我當時就讀花蓮市明禮國小，班上就只有我是原住民，或說只有我表明原住民身分，但我發現那時的環境對於原住民還是歧視的、有刻板印象的。我們這些曾參加過原舞者的團員後來的感情都非常好，我們也時常回頭去聊，原舞者的經驗之於我們的意義，我們都認為原舞者讓我們重新去思考自己與母體文化的關係，讓我變成一個會去思考自己的文化背景的人，就算我當時身處在台北。我在台北待了23年，可以說是半個台北人，但我不是都市原住民，在都市裡沒有歸屬感，我是一個人隻身在台北。當時，面對台北的生活環境，我心裡是矛盾的，甚至那時還不知道未來會有回到部落的選擇。
回頭：看見部落
有趣的是，在1996年時，文建會辦了社區總體營造活動，就在我的部落，但當時我就像是一個外人，跑去報名參加自己部落的文化體驗活動。結果發現，活動裡面的分享者都是我認識的老人家，因為我爸媽、阿公都是部落的人啊，我就一直被問：「Nakaw你來幹什麼？」這就是我當時的狀態。我現在當然能夠明白，當時的我就是部落的局外人，那時我開始跟媽媽說我想回部落，也不時回去找阿公聊天。因為我爸爸在我三歲時就走了，阿公是我跟部落之間比較深的連結。阿公看我一直在他面前跑來跑去，就把我的名字改成Nakaw Putun，我原來的名字是Nakaw Piyaw，部落裡的老人家到現在都還這樣叫我，因為我承襲的是奶奶的名字，後來阿公可能對兒子的思念，所以在2002年就把我後面的字改成爸爸的名字，Putun。在那之後，我的身分證也從漢名回復到我真正的名字。
我阿公Lekal Makor（許金木）在2003年過世了，在港口部落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精神領袖。馬躍．比吼（Mayaw Biho）在念世新大學電影系時拍了一系列阿公的紀錄片，所以我們舉辦了「阿美影展─部落的智者Lekal Makor」，也有出版紀念文集。之後也和馬躍籌劃拍攝了《大聲喊出自己的名字》三支系列電視廣告片，其中一支影片中全部是港口部落的孩子。我發現自己慢慢跟部落靠近，即便當時還不清楚自己會走向回家的路。我在國藝會工作的時間是從2003年到2006年，那期間認識了很多厲害的藝術家，但卻始終沒有機會認識更多的原住民藝術家，我也發現國藝會的計畫申請，對原住民藝術家來說是有門檻的，所以我後來決定出國念書，也是希望未來能回家跟部落的藝術家在一起做些事情。
2011年回台之後，我投入馬躍．比吼參選原住民立法委員的競選工作，也參與部落的「封冰箱抗爭行動」。在部落石梯坪海岸原有一大片傳統領域，30年前被國家拿走了，老人家一直非常難過，我們曾經牽著老人家走回這片土地，他們一邊走一邊哭，一邊訴說土地被拿走的過程。抗爭行動之後，部落多人遭警方傳訊，當時我跟馬躍一起到國際人權會議現場抗議，也召開記者會控訴警察執法過當，並獲得應有的回應。很多社會抗爭現場的經驗和知識，都是在那個階段累積起來的。所以在2011年之後，我也開始參與原住民相關的議題，包括反美麗灣、捍衛祖靈、反劃設慕谷慕魚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等，有的抗爭行動會協助聯絡律師和媒體。對我來說，這些直接面對國家暴力的經驗，好像是不得不去看見的黑暗面。
斜槓：藝術策劃
那時我也開始回到部落參與一些行動，有些行動深深影響了我。和部落青年一起製作部落地圖、一起爬聖山Cilangasan，那段路是部落重大歷史事件「大港口事件」的逃難路線。在走的路途中，回憶阿公講的故事，想像祖先躲避清兵的追殺，登頂時大家都哭出來了。2013年，我開了一個藝文空間叫「Wata」，一方面是希望能透過原住民自己來進行連結，另一方面也希望讓原住民孩子對於母體文化更有自信。
2014年，我在部落策劃了展覽「Mimanay Kiso? 你在做什麼？」。因為藝術家在部落裡面的樣子就是在搬漂流木、在工作室敲敲打打的，老人家一直都不知道這些年輕人到底在做什麼？因為部落裡原本沒有「藝術」這個詞，也不太清楚所謂的藝術家會做些什麼，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展的過程中，讓藝術家在部落廣場中把自己的作品直接攤開來向族人介紹。很特別的是，這些藝術家平時在外面介紹作品已經很習以為常，可是面對族人時，卻每一個都非常緊張，緊張到很有趣。當時部落附近已經有「Mipaliw米粑流濕地藝術季」的作品，通常作品設置的地點會選在部落郊區石梯坪海稻田那一區，但我們那次就嘗試把作品設置在部落裡面，當然我很擔心會影響到族人的生活，但一方面我也很想讓部落的人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所以就把至少五件作品的位置安排在部落的downtown。有一次，我很敬重的老人家潘金水，他當時是頭目，看到我和撒部．嘎照（Sapud Kacaw）坐在作品前聊天，就騎摩托車來來回回地看，最後停下來說「Mimanay Kiso?」然後就開始聊天，並跟我們分享了這些作品附近的土地和人的故事。當時以為是我們要來詮釋作品，沒想到卻獲得更多。
2015、2016年，我連續二年籌劃了「藝術pakongko」展覽，第一年有16位創作者參加，是以部落為主體的展覽，透過和部落老人家訪談，將故事轉化成作品，傳達部落的文化。到了第二年本來沒有想再做，但其中一位藝術家曾秉芳跟我說：「這是我回家的路。」也因此有動力再繼續。2015年也策了「現代的你──新一代原住民藝術的連結與跨越」，關注六位年輕原住民藝術家，想讓更多人知道藝術家在想什麼、在思考什麼？
如果要談「回返」的話，在我身上就是一個非常斜槓的狀態，有很多不同場域的事情同時在我身上發生。2018年，我擔任Pulima藝術獎的策展人，那一年的主題叫「翻動」（Micawor）。Pulima藝術獎跟藝術節從2012年就開始辦理，即將邁入2020年，也有蠻長時間的累積了，我就想是不是應該要有一種重新開始的感覺、然後接續到下一個十年？我在策劃「現代的你」時，認為每個人的處境都不太一樣，有些人長年留在部落，有些人是在都市甚至國外，但每個人的藝術表達都不會脫離自己跟文化的連結，而在2018年策劃「翻動」時，除了上面這個想法，那時我也剛好在思考女兒的事情，覺得我們的存在如此短暫，以光速來看是非常渺小，甚至看不到的，海浪一直在拍、月亮一直升起，月光海始終那麼美麗，我們究竟在地球上會留下什麼痕跡呢？好像也就是一波一波的什麼，讓我們自己成為其中的一波，所以「翻動」，其實有這樣的意思。
在那一屆的Pulima藝術節裡，我們有進行一些突破。因為與澳洲的「Yirramboi 明日藝術節」合作的關係，國外同步有另一位策展人雅各布．伯麥（Jacob Boehme），他想要帶跟變裝皇后有關的活動。但因為「翻動」那一屆的展覽是辦在台北當代藝術館，所以這件事還蠻需要協調的，這個過程非常感謝當時當代藝術館的館長潘小雪老師。我們後來是拉到「西門紅樓」去進行，現場非常的開心、瘋狂與愉快。為什麼在「翻動」中要做與性別少數相關的活動？其實也是因為現在原住民裡開始有很多「阿督」【編註1】的現身，如果說我要做的就是去呈現一個翻動中的世代，那這個現象就是我要去積極回應的。
2018年的同一年，我也參與了吳瑪悧策劃的台北雙年展「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裡的「凱道運動場」。今天應該是巴奈（Panai Kusui）與那布（Istanda Husungan Nabu）在凱道的第1348天，他們已經在凱道旁邊的二二八公園搭帳篷待了很久了，這個延續了很久的抗爭行動，訴求的是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問題，我們其實非常沮喪的是，哥哥姐姐們還在凱道上走著這麼困難的路。「凱道運動場」除了靜態的視覺藝術呈現之外，也延續「凱道小講堂」的模式，邀請表演者、研究者、參與者一起來接力演講，希望能把議題的力量一波一波傳出去。2019年我也參與了客委會「浪漫台三線藝術季」，在一個非常偏僻的地方策展，我們在苗栗的大窩跟藝術家一起工作了一個月，那是個幾乎收不到電話訊號的地方。因為我過去的策劃都是以原住民藝術家為主，這次的經驗對我來說是蠻不一樣的挑戰。現在的客家族群所處的地區有一些過去是泰雅族的傳統領域，這件事情蠻矛盾的，但要怎麼談？還好當時我們遇到很好的文獻與文獻的作者，給了很大的支持，所以我們嘗試回看那個地方的歷史，重新去訴說過往。
回返：圍起來的圓
2020年，我們在剛剛提到的被收走的傳統領域上面，持續以「藝術示範區──823藝術村」的模式來進行協商。這一年我們跟小雪老師一起策劃的「Makotaay藝術村」藝術家駐村與「tamitakita走吧我們」表演藝術行動，就選擇以此地作為創作基地及展覽場域。經歷了30年的抗爭與累積之後，在今年10月終於開始獲得政府的回應，在這片傳統領域上的原有地主，陸續取回了土地的所有權。
透過這次有點類似自傳性質的分享，我也一直在思考「回返」這件事之於我的意義。我其實在都市的生活也很OK，回想起來好像有很多朋友，但其實這些朋友現在都不知道在哪裡了，我後來才慢慢發現，那是一種很沒有真實感的狀態，好像只是在一個我可以來去自如的虛無空間中。我到現在都還是這樣的感覺，去英國、台北、高雄、台南或花蓮，這些移動對我來說是很輕易的，就像去隔壁這樣，但也因為在移動上的輕易，我更感覺到我好像還少了什麼，我明明已經知道母體文化的意義與位置，但我卻仍舊不是局內人。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大概二十五歲時，那一天阿公穿著阿美族的傳統盛裝，坐在大家祭典時會手拉手圍出來的圓圈裡，那天下著大雨，我就拿著傘衝進去圓心裡面要幫他撐傘，那些圍圈的男子都沒有鬆手依舊歌舞，我卻很難過為什麼你們這些人不幫阿公撐傘？那時候也沒有人趕我或兇我，阿公只是跟我講不用撐傘，因為我們不會怕太陽，也不會怕下雨。我在後來才慢慢明白，那就是真正活在傳統部落裡面的局內人的世界。
雖然我兒時很少回部落，但是阿公讓我看見這樣的世界。就像我們在祭典、婚喪喜慶或巴歌浪【編註2】時會圍成圓圈那樣，不管有什麼樣的爭執或差異，只要能一直一直回到這個圈裡，那些爭執或差異會在這個圓裡面慢慢獲得和解，變得和諧，獲得療癒。每一次的圓都是一個結束，也是一個開始。從1996年參加文建會活動的那種局外人的狀態，直到今天，我想我依舊在慢慢回來的路上，我可能還不是完全
的局內人，但那個路好像越來越靠近了。
編註
1. 阿督，adju，原為排灣女性友人互稱的親暱詞，引申為多元性別的稱呼。
2. 巴歌浪，pakelang，阿美族語中的儀式名稱，意指到水中捕魚，經由捕魚過程，將悲哀、歡樂付諸流水，回歸正常生活。族人在結婚、治喪、豐年祭或重要事件之後，都會舉行巴歌浪儀式。
Nakaw Putun（那高．卜沌）
花蓮Makotaay港口部落的阿美族，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生。現為原住民藝術平台Wata創辦人、文化部東南亞事務諮詢委員會委員、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