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Are Born by the River: Inquiry into Thousand Years River-Basin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Tainan 400
文——龔卓軍
《藝術觀點ACT》97期，2024年4月出版
2024年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南熱蘭遮堡建堡400年，臺南以其文化能量，試圖締造巨型的城市事件，來面對400年前這個世界史命運的轉折點。已經展開的多場所燈會、臺史博館的展覽，未來即將來臨的設計展、文博會，臺灣文化界幾乎是全體動員，共同來面對這個命運的青紅燈。其中，臺南市文化局即將在2024年7月上旬於臺南美術館開展的「我們從河而來：流域千年．文化共筆」，也以藝術展覽的形式，提出對於城市文化的回顧與展望。原本，「我們從河而來」這個展的名稱是「河神聯境．世界交陪」，但是，幾經思考，做為這個展覽總策展人的我，將展題修正為「我們從河而來」，主要是希望從生態觀點和原民知識來回應「臺南400」所潛藏的未來城市與氣候變遷的問題，並特別聚焦於流域與城市的關係。
神聖觀點下的流域美學
從生態觀點與原民知識來看流域文化美學，現代臺南與水體的關係，在這400年來，隨著帝國與現代化的「治水」腳步，逐漸流失了《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2023）一書所提出的流域「神聖」觀點。換句話說，不論是曾文溪上游鄒族人對於流域知識的「跟隨土壤」、敬畏土地與流域變化的原民生態知識，或者是西拉雅族儀式中殘留的「向水」對流域靈力的敬畏，或者是漢人的「拜溪墘」、辟邪物、王爺信仰中的請水儀式與青瞑蛇傳說，都留有值得當代「治水」概念中缺少的「神聖」觀點。這些帶有「神聖」態度的環境觀點，保留了山林、土壤、水流、雲雨、礫石與動植物的能動性，視之為有極限而不可冒犯的對象和領域。這種「神聖」觀點，不一定以人格神的信仰來體現，而是以「敬畏」非人為和多物種領域，不以過度控制環境、改造環境為「治水」的基本訴求，進而追求與萬物共生的「靈性、道德關係、互利共生、互惠關係、尊重、限制、注重和諧，並承認人與自然相互依賴」的原則。【註1】
「我們從河而來」這個命題想要對「臺南400」提出的問題是：這400年來，臺南失去了什麼？透過對於城市與水體的關係，我們首先注意到生態學者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所提醒的一種現代世界普遍的失落、一種不相信：我們多數人都失去了生物界和人類合一的感覺，這種生物與人合一的感覺，使我們彼此相連，安心知道世上依然有美好的事物存在。如今我們大多不再相信，無論我們在有限生命中經歷了什麼高山低谷，背後基本上仍有美好的世界存在。【註2】
荷蘭人的軍事堡壘，透過海路的霸權爭奪，為臺南與整個臺灣帶來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初音。隨著「財產權」、「領土化」與「土地擁有權」的推向全球，這一波的全球化之後，便是日本殖民帶來的帝國主義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世界構想。河流不再是清代治理者或文人筆下的風景，而在日治時期開始被視為應加以關在柵欄、加以馴服的野獸。這是顧雅文教授在她的《測繪河流：近代化下臺灣河川調查與治理規劃圖籍》（2017）與《尋溯：與曾文溪的百年對話》（2022）兩本流域研究大作中的開篇論點。她的第二個重要論點，就是提醒讀者日治時期的流域治理原則，基本上希望從治理過程中，取得新生地、河埔地與相關生產的條件，是以謀利，而不是與流域萬物共生。這奠定了「現代國家」與「流域治理」的人類中心利益考量的出發點，也正是國民政府來臺後，流域文化的基本樣態。然而，顧雅文的研究提醒我們，先民對於溪流水砂力量的神聖敬畏與對應方式，其實仍保留有「不與河爭地」的彈性耕地、彈性遷住智慧。然而，這樣的「原民知識」，卻在現代國家「徵稅」、「擴大可利用耕地」、「保護大圳生產」的前提下，消失殆盡。
從這樣的神聖環境觀點消失的過程，臺南其實是一個神聖水體逐漸消失的城市，在世界史的變化中，它首先是一個以港口市鎮發展而成門徑都市。從地理學角度來看，臺南基於它的兩大內海、五大河川的交互沖積作用，從1624年到2024年的400年間，孕育成一個擁有全島第一個水庫虎頭埤(1863)、全國最多水庫(七個)、且分佈有7000多個埤塘的城市。這個水體城市，也擁有全國最大的曾文水庫和16000公里水圳水路的嘉南大圳系統。這些星羅密佈的水體造成的河海航運、氾濫改道、輸沙陸浮、埤圳灌溉與農漁工商民生水資源利用，更在城市發展史上，吸引著眾多帝國官員、移民、商賈、企業，與在地原住民和墾殖者，在此頻繁交換貨產，落地生根，不論是做為臺灣第一個世界貿易港市，或是臺灣第一個建立海內外貿易聯合商會的港市，不同的族群、帝國、現代國家、移民與商賈拓墾農漁民，都隨著水體的作用變化，在臺南進行交易、紮根、分枝與定殖。臺南人體內70%的水，與臺南廣袤的水體溪海共筆何止400年，從多物種與生態的觀點來看，從海洋到溪流、從高山到沙灘，萬物構成了這個城市特有的千年流域文化。
流域文化的現代變異
這樣的流域文化特色，在近代海上貿易開啟之後，產生了變異。1624年，安平出現了以海上貿易為主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大員熱蘭遮城，企圖建立其巴達維亞航路在東南亞、中國沿海與日本之間的貿易中繼港口市；在鄭氏家族與施琅家族的屯兵與官殖貿易結構轉化之後，1765年，我們可以在諸如水仙宮清界碑文中，漸次看到民間神聖水活力的浮現。以臺南三郊為代表的東南亞、華南、華中海上貿易內外聯合商會、糖絲鹿杉商會與對口商會，這些民間商會的經濟與社會實力，以及他們與海上信仰的緊密關聯，表現在公共信仰的交陪捐輸之間，交陪美學之濫觴，肇始於水體航行漁貿文化；1823年曾文溪氾濫大改道，巨大的輸沙量，破壞了倒風內海與整個臺江內海一百多年的繁盛水運貿易活動，以河神的巨大力量，扭轉了臺南港口市的命運，我們可以說，由山入海的河神聯境，形成了一個更廣大的自然交陪生態；1930年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的建成與日本的殖民城市規劃，強化了溪南城市現代化水道與溪北農林漁業養殖的米糖生產塭圳水路的現代殖民城市性格。衡諸人類世的當代處境，400年以後的當代臺南文化，正在經受2009年八八風災以後與2021年百年大旱的極端型氣候與能源綠化的生態考驗。如果從城市發展史與水體變化互動的角度來看，臺南自1624年開始的400年，經歷了四個百年不同階段的水體變化，並朝向它在流域文化治理上至為挑戰的生態未來。
以台江內海350平方公里和倒風內海60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積來計畫，現今臺南市21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中，約有20%原本為內海，可見曾文溪與急水溪在400年來的輸沙量之大，創造溪海共生而成的陸浮與溼地，現存的曾文溪口溼地與四草溼地約有37.5平方公里，為臺灣唯二國際級溼地，鳥魚蝦貝蟹與海岸生物重要棲息地，生態多樣性高，物種豐富。嘉南埤圳溼地、北門溼地、官田溼地、七股鹽田濕地和鹽水溪口濕地為國家級重要溼地，面積為74平方公里，換句話說，雖然410平方公里的兩個內海已因溪流輸砂陸浮陸化，但現今仍有將近四分之一大小為國際級或國家級溼地，也就是說，臺南現今仍有5%的土地是自然或少數人為溼地，加上曾文水庫、南化水庫、烏山頭水庫聯通之下的嘉南大圳灌溉面積，涵蓋雲嘉南共1500平方公里的農地。
臺南的水，從神聖觀點與環境一體的角度來看，越出了它自身，不僅曾文溪的源頭阿里山集水區位於嘉義阿里山區2600公尺海拔高度的霧林帶，其水資源利用的範圍，亦在1930年代大圳啟用之後，溢出了單一縣市的範圍。就此而言，臺南的水體，是一個現象，臺南與水體，共創共筆，從海岸貿易交換與生態多樣的世界交陪，到溪流埤圳水庫串聯成的河神聯境輸水輸沙涵養作用，若以臺南為見證整個人類世400年的水體城市稱之，並不為過。臺南的流域文化美學，大可以此水體變化現象為其描述與思考的出發點。
藝術觀點下的流域共筆
若以「2022 Mattauw大地藝術季」為臺南流域文化的美學縮影，不論是上游陳冠彰的「獵人帶路」、鹿陶洋至大內的許清保考古遺址踏查、中游人田吳克威與蔡郁柔的「農人帶路與土地想像測量計畫」、黃瀞瑩與藝術家陳科廷和康雅筑的「流域食譜」與「植生採集」計畫、陶藝家陳瑋軒利用溪流沖積土的「渡拔燒」計畫、龔義昭與洪淑青串聯上中游小學的「小事報」、沈昭良與20位攝影家的全流域「潛行攝影計畫」、陳伯義的「地質紀念碑」與張景泓的「香路」影像、林韋言的大量空拍地景與王文彥的水下攝影、林軒朗的「戰祭」與黃煌智的「別向山說話」、楊志彬與洪榆橙在上中下游舉辦的「萬物議會」，以及廖昭豪的巨大攔砂壩、劉哲安的巨大竹編醒鹿和辛綺的螢光秘境沉水流光，這些都是具體而微的流域文化顯影。我們還有機會挽回那逐漸消逝的神聖流域力量。
如果擴大臺南與水體關係的視野，我們還可以檢視臺南蕭壠與總爺國際藝術駐村近年的計畫，以及臺南新藝獎、南瀛藝術獎的近年得獎作品，隱然可以看到更為廣闊的流域文化創作。例如來自紐約的駐村藝術家米歇兒．馬特洛（Michela Martello）的「聖母的水漣漪」，將「水」的重要性與海洋女神媽祖和其他文化中的海神和聖母形象聯結起來入畫，以她義大利的聖母信仰背景，重新詮釋了媽祖海神信仰的世界性。藝術家梁廷毓的駐村個展「夜震」，則是透過影像敘事、特殊物件與地理圖誌，重溯臺南地區因為地球災變而產生的死難、鬼魅性及地質變貌，從民間傳說中的靈體和超自然傳聞，串聯起「地文（地震、地貌變化）與水文（暴潮、海嘯史）、鬼魅與人文（陰祠、廟宇史）之間交纏互織的脈絡」，這是直接透過「人類世美學」問題性和藝術表現來思索地質條件變化對於在地歷史文化的影響的一個駐村展覽。
紀凱淵的駐村個展「灰藍公路」（2022），打開了一個流域時間詩學的向度，他從《蕭壠城記》（1623）擷取出「流水漫過那個地方而洗去它們的痕跡」這樣的句子，在影像裝置中，似是漫游於倒風內海無人邊境，又似是感嘆家鄉乞龜文化隨著時間的漸漸式微流逝，在溪流、溝圳與海洋之間，彷彿踏入了時間靜止與反覆的潮浪拍打中。張根耀與林盈潔的駐村展覽「陸浮」，更是將臺江內海與倒風內海的陸浮歷史，以鯤鯓、鯨骨之海、鹽的意象和「陸地上的海」與「溪海交界的陸地」串接起來，成了一首關於陸浮現象、海洋暖化的人類世美學冥想之詩。
2022年的「臺南新藝獎苔蘚說：森林的秘密」策展人林平，更以支撐起整個森林生態系的微小苔蘚群的存在，指出各物種間的「互依共存、連結牽絆」。藝術家梁瀚云藉由生活土壤的揀拾與燒製，突顯土壤的單純與包容性，並融入個體的夢想與存在反思。聲景藝術家陳昱榮的《寂靜光景》（2022），錄製了大量的曾文溪流域之聲，並將聲音視覺化、數位化，再將視覺反轉至低頻聲共振的音場中，以呈現萬物共生的關係。這個作品的特殊性，在於其大量地景中的聲音採集與視覺聲景化的佈置，頗為接近荷蘭「北海議會」策展人哈潑．達（Harpo’t Hart）為無人稱的「北海」在第一階段計畫的頭四年策畫的「北海之聲」聲景計畫，因而具有高度國際交流的潛能。
藝從海口潮聲到水體美學事件
無獨有偶地，2022年改制後的南瀛獎，在空間與複合媒體類的得獎作品《海口潮聲》（2021），角八惠和王誌成便是海洋做為臺灣命運共同體基座，以反覆運動的船體和沙沙作響的砂浪聲隱喻海口與海港的過往歷史，以聲音穿梭過殘遺的海洋史，對於有著兩個內海繁榮貿易航運的臺南而言，這些聲音既細小紛雜又匯入巨大的運動力量中，令人印象深刻。最後，是李立中的《Pontanus的日誌本》（2021-）。主角Pontanus是真實的歷史人物，生於鹿特丹，曾任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稅務助理，往來於巴達維亞航路之中。根據《熱蘭遮城日誌》（1999）中的記載，Pontanus因為涉及走私被捕，在福爾摩沙被監禁了兩年，刑滿釋放後，適逢工作契約年限已滿而成為自由人，直到荷鄭相爭的關鍵年代1661年，他的蹤跡再度出現在文獻記載中。李立中將Pontanus設定為第一人稱的敘事者，虛構其處境，以及與臺南市內溪流的關係，參照歷史材料來書寫其日誌，同時也結合李立中長期關注的賽鴿歷史，構造出個人「尋鴿記」與歷史發展關鍵時刻的對話，卻把Pontanus與自然交往的生態經驗置入敘事的重點。這種與海洋、溪流、不同物種交往的藝術敘事，似乎在近年慢慢滲透到藝術的敘事框架中，連而轉化了藝術創作本身的角色，成為流域美術和人類世美學的地質、氣候、土壤、海洋、溪流感性事件敘事。臺南城市與水體變動的關係緊密，似乎更進一步觸動著藝術創作者的心靈，水與風土的大尺度時空樣貌，成為藝術計畫、敘事與行動的焦點。他們不斷呼應著下述四個階段的水體事件，並轉化為美學事件上的表現形式。
首先是1624年荷蘭人在安平建熱蘭遮城，臺南以大員（臺灣）之名，進入世界史的版圖，明朝末年，海洋政策未定之際，荷蘭人企圖在大員建立在中國、日本與東南亞及其世界貿易版圖的一個轉口據點，臺南於是成為這些陸塊與海路版圖的重要中繼站，繼而發展出往內陸拓墾殖民的初步城市雛型，黃金、白銀、瓷器、絲布、鹿皮、糖成為當時的貿易重要物資。
其次是1731年，八掌溪與急水溪的輸沙形成浮陸，加上早年鄭芝龍鼓勵移民的漸次開墾，原本分佈於倒風內海南北的鹽水港（月津港）、鐵線橋港、茅港尾港、麻豆港，都成為臺灣對外貿易的重要門戶，有所謂「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津」，也是平埔西拉雅族的根據地，至道光末年更是因歷次港氾沖刷造成嚴重淤積，至日治初期《臺灣堡圖》（1904）中已無倒風內海之名，全面陸化。
接下來，就是1823年的嘉南大水患。造成南瀛大地貌最徹底改變的，當屬清道光三年（1823年）的嘉南大水患，連下七天無暝無日的狂風暴雨。此次大水山洪，挾帶大量土石泥沙沖入臺江及倒風兩大內海，不但使漚汪溪（將軍溪）成斷流、曾文溪改道南流，鹽水溪南移，更將倒風內海、臺江內海及濱海口全部填成陸地──北從鹽水港、下營茅港尾、麻荳港到西港、安定港口、永康洲子尾以西全部陸化。「所有西偏之內海，均見沙土壓積，變成浮埔。自東徂西，約十多里。自南達北，約二十餘里。」今日臺南市北門、鹽水、學甲、將軍、佳里、麻豆、七股、西港、安南的浮陸大致成形。再往南到安平，縱觀安平港口三百餘年的歷史，燦爛與黯淡交替變化，可以說完全受倒風內海與臺江浮沙聚散的影響所致。因此，一部臺南的起落盛衰史，可說就是倒風內海與臺江海岸與港口的變遷史。這些浮陸面積，估計至少佔臺南市面積大約五分之一，估計有410平方公里左右。
1930年的嘉南大圳落成，目前為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嘉南大圳原稱官佃溪埤圳，為臺灣在1920年代最重要水利工程之一，由臺灣總督府工程師八田與一設計。1917年（大正6年）八田技師向總督府提出「官佃溪埤圳計畫」，大圳興工於1920年（大正9年）9月，以灌溉區域涵蓋當時嘉義廳、臺南廳得名（今雲林、嘉義、臺南、高雄等縣市），首先，先建造烏山頭水庫，之後開鑿水路溝通曾文溪和濁水溪兩大河流系統。1930年5月竣工，耗費5,414萬日圓，嘉南平原水田亦大幅增加30倍，而四年後稻獲量亦增加為四倍。其中大中小的給水路南北超過1600公里，形成了貫穿與聯通雲嘉南土地的重要水體網絡。然而，這種純粹以現代國家資本累積為考量的「水利設施」，可以說是流域美學「神聖觀點」被連根拔起的關鍵措施。被視為野獸的河流，終於被關在封閉堤岸系統的柵欄內，水被視為「資源」，砂則盡量以水利工程加以「排除」。
結語：神聖觀點下的水體考現學
2024年，氣候變遷、極端型氣候造成的洪災、旱災、海岸線退縮日益明顯，整個城市與水體的關係，經歷了400年的變化，如今面臨重新思考的課題。但是這並不是已經過去的歷史，而是像劉紀彤在2019年的《沿河》這件作品一般的人類世考現學、城市摧毀的河川水體再現、甚至是個人精神史之作。劉紀彤比對許多舊地圖與河道圖，去尋找臺南市內過去的幾條河川水體（如竹溪、柴頭港溪等），親身入水。她發現，經過百年的現代城市發展，原本一條活生生的河流，現今已成為陰暗垃圾穢污流過的地下水道。對水體的神聖敬畏感盡失。藝術家的這種找尋與踏勘，突顯了人類世美學在感性行動上的巨大反諷與聯結能量，猶如為臺南與水體的關係史，勾勒其前世今生，並指向未來溪流掀蓋、還水還土於水體的潛在能量。我們需要台南的萬物眾生有重新相互聯結的可能，透過「神聖生態學」下的「神聖觀點」重新來思考「我們從河而來」的流域美學命題，或許指向了當下與未來共筆的方向。
註釋
1. 費克雷特．伯克斯（Fikret Berkes），黃懿翎譯，《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網路與書出版，2023，頁37。
2. 同上註，頁33。
龔卓軍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教授，《藝術觀點ACT》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