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社會與漂泊者的求生術

The Instrumental Society and Its Drifters’ Living Skills

文──蔡幸芝

《藝術觀點ACT》79期，2019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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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混雜著全球化及在地性共生的氣息。台北市的中山北路二段，飯店、銀行、國際精品店林立，棋盤式的街區、氣派更勝往昔的商辦大樓，襯托騎樓下上班族渺小的身影。媲美美術館等級的櫥窗照明，展示著佛羅倫斯、馬德里、東京分身式的燙金女用包，於全球都會閃耀其千篇一律的金貴。近在隔鄰的林森北路別有風情，裝潢濃厚在地味的酒吧、歡場、養生館，空中飄散著脂粉、夜宵、菸酒氣。暫別不得不與理性、規矩與辛勤勞動產生聯想的前街，人們潛入霓虹燈閃爍、迷宮般的後巷條通飲酒作樂。當夜幕升起夜生活的高潮，喧囂將至白晝隱跡之前，那打扮嬌媚的女郎一手挽著名牌燙金包，一手拎著台式滷味袋，兩種消費符號在她身上擺動，無違和感地擺動著。相形之下，白天銀行員訓練有素地行禮如儀，眼前無涉標準化的身影，散發出人性。

理性的異變

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曾探討文明的發展是對人性本能的壓抑，理性的控制伴隨內化的規範以產生自我命令的約束力。原發欲望的滿足受到延宕卻未消解，自我終日在服從規範的超我與滿足欲望的本我之間角力。儘管傳統中作為文明發展與穩定社會的各種規範――風俗習慣、倫理道德及宗教信仰――對集體認同的強制力式微了，取而代之是更全面、鋪天蓋地的理性化運作――高度的「科層組織」（bureaucracy）與快速的「消費文化」（consumer culture），聯袂將個體本能欲求的滿足一併收攝於理性的精算中。然而，理性統御一切的信念並非始於今日，十八世紀的西方社會早已徹底充滿理性進步的觀念。對文化哲學見解獨到的新康德主義者卡西勒（Ernst Cassirer）指出，「理智為了涵攝一切實在而走上分歧路途，其分歧只不過是表面的。」_【註1】 意為當時人們對多樣性知識的接受廣度與好奇探索，無非都朝向單一理性的回歸，並且「認為理性是一致而不會變的。他們以為：對一切思考的主題而言、對一切的種族而言、對一切的時代而言、對一切的文化而言，理性都是一樣的。他們以為：從可變的宗教信條、道德原理、理論學說中，可以抽取出一個穩固悠久的要素，這個要素本身是永恆的，這個一致而永恆的要素正表示了理性的真正本質。」_【註2】 換言之，超越時空地域、文化差異的普遍理性的信念，曾引領人們質疑一切欠缺合理根據的看法與作為，就像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哲學史講義》（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1837）裡稱許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我思」（Cogito），猶如茫茫海上漂泊，最終望見堅實陸地的水手，_【註3】 憑藉理性之光照亮新大陸，重探真實知識、行動與精神上的全面性價值，喚起人們建立新型態文化的熱情。

看重理性價值的熱度並未止歇，還以更隱蔽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只是承襲自笛卡兒與康德（Immanuel Kant）以來的啟蒙理性精神，已將矛頭對準自己，是時候重新檢視理性的本質是否如前所述，始終一致與永恆？卡西勒的看法精闢透徹，「『理性』一詞，在我們心目中，早已失去了它在前人心目中那種明確的單純性。」_【註4】 意即原初理性向外探求、抽絲剝繭找出雜多現象之間的關連、貫通為整全性知識體系的成就，無非是理性向自我提出終極問題――人類實存的究竟價值與意義――的回應，探索世界的過程即人類自我認知的過程。然而，不以個人利害得失或實用考量的單純理性思辨及行動，可比逝去的童年，今朝成追憶。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1905）中，將現代社會的發展稱做「理性化的過程」（Rationalisierungsprozeß／a process of rationalization）_【註5】 ，並區分兩種類型的「合理性」（Rationalität／rationality）：一為「價值理性」（Wertrationalität／value rationality），關注精神道德層次的議題與實踐，強調動機純正且追探終極人生意義與價值；其二是「目的理性」（Zweckrationalität）或稱做「工具理性」（instrumentelle Rationalität／instrumental rationality）_【註6】 ，指謂涉及功利主義色彩的思想與行動，以獲取效益極大化，評估慎選有效達成既定目標的手段。韋伯的分析說明了重視理性價值的信念持續存在，但是現代社會中理性的本質已有改變。清教徒式的工作倫理――勤奮與節制欲求的職業道德，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也加劇理性質變速度――價值理性轉向工具理性，手段不再為目的服務，手段成了目的本身，此現象推至今日，在個體的感受上更加強烈，我以更露骨的字眼――「工具社會」（the instrumental society）描述明顯可感的當代生活境況，是更為錯綜複雜的科層組織維繫社會運作，表現在各行各業充斥各項號稱「理性客觀」、「組織再造」、「知能升級」的績效評比及指標競賽，實際成果卻是身在組織網絡中低職位的個體，變成這些指標工具的工具。康德主張的道德法則是人應「如此行動，即無論是你的人格以及其他每個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始終同時當作目的，絕不可僅僅當作手段來運用。」_【註7】 對比當代人的處境，顯得格外諷刺又感傷！理性的質變及理性化的成果，非但沒有前人設想那樣帶來自由與幸福，反在日常生活各個層面構建綑綁人心的「鐵籠」（iron cage）。

工具社會的誕生

工具社會的誕生對人性造成無情的傷害。檢視科層組織的特點，是規定個體遵循嚴密的理性規則與流程辦事。韋伯談及「企業日益軍事化的方式運作下，每個人都有固定的職位，並且每個職位都有明確的職能。」_【註8】 此意味個人工作的獲取奠定在高度專業分工的基礎上，專業分工的篩選機制又仰賴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先通過該專業社群的認可，才有資格擔任特定職業的觀念，形成個體養成以社會公認的職稱來自我定義。常見於當代生活中的對話（詢問他人，也常被他人詢問）再也不是蘇格拉底街頭辯論「何謂正義」的問題，而是「你是做什麼的？」重點不在侃侃而談你的工作內容，對方關心的是你的職位（地位）及收入的高低。即便個人也會思考道德及精神層面的問題，但是迫於將人日趨工具化的現實處境，就算並非完全忽略，也是次要考量。當工具社會運作依賴越來越精細化的專業分工，專業分工也構成更牢固的科層組織時，導致「我們面對各種聽命行事的日常情景，不是聽命於提供專業服務的那個人的個人特質，而是由於他所擁有的官僚角色，以及由這個角色所被強化了的一系列規則和程序。」_【註9】 換言之，各種日常生活場合中，我們確實經驗到的，不是和生機勃勃的個體互動，而是按照作業流程、有效處理待辦事項的軀殼打交道。科層組織下的多數工作並不真的期待個體付出真情與創造力，而是成為理性化規則與流程的具體化身。

個體被工具化的程度，還滲透進個人情感的塑造及管控，這與上述科層組織「不僅要求個人對其承擔的角色有適當的資格，也要求他們要以特定方式來扮演這些角色。某人成為『專業人士』是不夠的，還必須在其他人看起來像『專業人士』。」_【註10】 當代所謂專業表現，不僅指個人在職場上發揮專業知能，情感的收放與情緒管理，也是工作規定的一部分。我們踏進便利超商、連鎖餐飲店、百貨商城消費，店員迎面而來的笑容與「歡迎光臨」的問候，完全都在理性精算顧客心理及強化購買力的預先設定中。英國文化研究學者英格利斯（David Inglis）以「情感的理性化」（rationalizing the emotions）表述人們當前可悲的境遇，「在某些工作情境中存在為人們設置好供其遵循的專業化『情感規則』（feeling rules），因此他們對於病人、顧客等人的情感性反應是遵循某種指定的、可預知的方式，因此，行動的規定性和可預測性是用官僚化方式將人們組織起來的標誌。」_【註11】 由於專業人士的表現不僅工作流程合乎理性，連其情感的表達方式也是被規範和可預期的，致使當代人一天之中扮演專業人士與消費者等多重角色，處於常態性的轉換，便對彼此角色需要善盡表面功夫與抽離真實情感的演出心照不宣，久而久之就實現了金融大鱷索羅斯（George Soros）論及全球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看法：「人們彼此之間的交往，已經由『交易』（transactions）取代『交情』（relationships）」_【註12】 。然而弔詭的是，當理性的操控全面化，人與人之間趨於形式應對、關係疏離，人們反而更珍視、渴望別人出於真心誠意的款待。

工具社會的另一特徵，是個體運用科技也被科技制約的情況發生。原本因應人類生活所需而不斷改良、演進的工具技術，與科學知識的拓展密不可分，而建立科學知識的方法則是一套理性的、程序的、實證的邏輯。當人工智慧、光電、航太、生物、醫療、能源、機器人等科技應用普及於日常生活，_【註13】 也表示分屬製造、營建、運輸及傳播等不同領域的技術，已整合為一套有利全球佈局的科技系統，大大提高個人在食衣住行育樂的便利性，但也正在形塑、制約及監控個人的思想及慣行。例如，智慧型手機作為一種普及率極高的行動裝置，整合通訊、攝影、網路、社交、娛樂、金融交易等強大功能，並持續推陳出新、擴增效能。儘管使用者依賴程度輕重有別，可是當成一種生活上的基本配備已成現實，如同出門要穿鞋一樣自然。過去人們雙目低垂、捧讀詩書及祈禱的身影，改以滑動、瀏覽手機頁面維持相近的姿勢；伴隨視窗型的觀覽模式，使用者接收填打短句、貼圖操作的行為，逐漸養成不耐長篇大論及跳接思考的習性。當1955年美國電腦科學家麥卡錫（John McCarthy）提出「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一詞時，目標是發展電腦具有人腦一般主動學習、認知思考及展現創意的智能，如今運算飛快的電腦擊敗世界棋王；網際網路主導資訊生產、接收及傳播；機器人學會作畫、譜曲、寫詩業已成真，科技進展到「完全自動化」產出成果――包括搜尋引擎按使用紀錄自動提供資訊、學生配戴腦波儀偵測學習數值、人臉辨識系統監控個人一舉一動，人們正經歷運用科技也為科技所用的弔詭。科技的確解決了形而下的問題，卻製造了它不予理會的、形而上的問題。儘管倫理學家對「科技癮」大聲疾呼，科技宰制個人思考與行動的境況將持續深化，無以復返也難以脫身。

漂泊狀態

活在上述各種將人層層工具化的工具社會，人性的頑強終會找到生命的出口。有種看法主張物極必反，即理性全面控制與形塑個體思想、情感與行動，將激起生活其中的個體集結不滿而起身反抗，通過組成各種小規模的共同體拆解僵化的科層組織。確有其事，可是解體後的社會呈現分崩離析的狀態：重獲自由的成果並無落在每個人身上，而是集中在少數掌控科技革命的集團首腦，加劇了經濟上的貧富不均及社會動盪。因為，資本主義消費文化本就不讓任何事物保持固定安穩，拆解行動猶如草船借箭，落入對方圈套！不但沒有真正瓦解官僚主義，還給本來劃歸商業市場機制的運作（亦為一種科層組織型態）助上一臂之力，使之跨足文化、教育、藝術等領域，文教事業成了待價而沽的產業。援引馬克斯（Karl Marx）的說法，由於「生產的不斷變革，所有社會關係發生巨變，處於持續的變動不居中⋯⋯，一切固定的僵化關係⋯⋯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穩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變得世俗了。」_【註14】 即在變動、碎裂化的社會中，當代人體驗到有別於過去提供現代性架構的諸多反面，我稱作「漂泊狀態」（drifting situation），即「一種隱隱不安、人心茫然卻凌駕苦情的真實處境與感受」。對於那些搶得先機、做足盤算、堪能適應漂泊狀態帶來好處的人，才被視為「成功人生」的典範，並成為新型態科層組織獵搜的對象，但也給許多不認同這種狀態而一同生活其中的人帶來苦痛。以下從三個面向描述漂泊經驗：

第一，漂泊的時空感：拜科技之賜，儘管時間與空間概念仍可當成某種理解思想與行動的客觀座標，可是人們確實感受到時間流動之快速與空間距離的劇烈壓縮。瞬息萬變的時間體驗中，當下被經驗成一種暫時、把握不住、隨即流逝的空氣，對一切有待時間醞釀、陶成的事物與緩慢悠閒的生活步調造成衝擊，由之而生的時間秩序被打破，且在各種讓時間加快、閃現、倒轉的技術運用下製造失憶及精神錯亂――大大降低人們牢記事物的能力。空間體驗則是個體的移動成為一種生活常態，然而移動的便捷性也造成分割、斷裂的經驗出現。按理說符合個人意願且有移動能力者都能往返停留毫不相干、不相連的各種場所或地點，可是實際上多數人的工作型態導致移動範圍非常有限，日常行動的足跡大致雷同，而欠缺人際關係延展的個人生活空間更是狹小不已。片斷、單調、零碎、反覆的日常性時空經驗，佔據多數人一輩子最精華的時光。

第二，漂泊的人際關係：上述漂泊不定的時空感，摧毀了穩定的時空經驗才能生成的深度信賴感，導致當代人窮於應付各種短淺的人際關係，而用以和他人溝通協商的技術，往往比實質內容重要得多，就像虛擬的網路世界給予一家實體餐廳負評，七成指向服務態度、用餐環境而非餐點不合口味。此外，強大的「社交媒體」（social media）讓我們經歷一種前所未有的超時空連結，迅速擴大交友範圍、「好友」數量暴增且遍布世界。個體與數面之緣（甚至素昧平生）的同好熱切交流的背後，允許片面終止、失聯或斷交也是這種人際網絡的魅力，因為當代生活的獨特之處，在於其迅速改變的能力和該事件帶來的不確定性，沒有什麼能讓人感到完全確認、可靠或固定不變，因而網路人際不必太有人情世故的包袱，關注的對象其實是自己是否被關注，並對他人保持距離，省去人與人真實相處會有的責任與麻煩。

第三，漂泊的專業知能：在網路傳播與影音串流的推波助瀾下，資訊的撿拾與變異增生，反映在專業知能的效期短暫，個人憑藉過往實績或專業再也不一定派上用場。要不被和活化石劃上等號，就請戴上老花眼鏡持續不斷地學習、再學習，各個機關行號也不斷地為員工班表填入更多密集培訓的活動及課程，可是一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排擠效應是「單單專注於某件事情以做到真正精通的匠人精神」_【註15】 遭受破壞，慢工粗細活被看成欠缺效率，取而代之是人人被期待身懷十八般武藝，完成份內工作之外，還要兜轉於各種會議、讀取無數訊息、在文書作業及打好人際關係中磨耗心力。職場文化朝向看輕一個人過往的經歷，強調開發潛能與創新，因而洋溢青春活力的新人在陳舊之前，一波接一波送上前線，閱歷豐富的長者也不甘冷落地佯裝少年。資訊、技術、設備與人員皆以驚人速度在汰舊換新，造成一股厭懼年老的社會氛圍――生理、精神與知能退化的危機感，專精與傳承並未真正落實，助長趨炎附勢、急功好利者的氣焰。

漂泊者的求生術

綜觀上述，科層組織在拆解過程中除去堅硬的外殼，卻也協助它脫胎換骨，以更富彈性、柔軟的變體延續組織活力。因為，其支配個人行動的核心原則――理性、程序及效益――未曾改變，而是可供運作的手段更加多元。舉例來說，過去政府機關、學校及企業提供個人終身職的就業環境，現在靈活運用短期約聘及派遣人力削減人事經費。過去便利商店專營販售，現在服務涵蓋提款、影印、快遞、洗衣至票務等琳瑯滿目，多角化經營與不定期的促銷活動，將消費者變成忠實顧客，把其日常所需通通變成有利可圖的市場。人們越是對抗科層組織及市場機制，越坐大其無孔不入的影響力，個人生活越收攏其中。凡此造就漂泊狀態而為此經歷生活勞苦、感到身不由己卻非意志消沈的人，我統稱為「漂泊者」（drifters），其人生故事各自有別，共通點在這樣的人向來循規蹈矩，卻得將不安定的生活及徬徨苦悶的心境具體顯現在自己身上的大多數。

由於科層組織依賴壟斷資源及龐大金流維持運作，掌握專屬空間及錯綜複雜的人脈，使之瓦解不易。對抗徒勞，何不借力使力。若說傅柯（Michel Foucault）揭露各種組織化的空間對人施加壓迫的技術，另一法國社會學家塞托（Michel de Certeau）則指出個人通過日常生活實踐對規範體系進行反擊的戰術。他提到：「不再是弄清楚有秩序的暴力如何變質為一種規訓的技術，而是要揭示已由『規訓』網絡住的群體或個人分散的、戰術的、善於應變的創造性所採取的秘密形式。」_【註16】 換言之，臨時湊合的無數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採取各種隨機應變、暗中進行卻極富創意的行動，是滲透、反擊既有規範體系的妙計。塞托的觀點發人省思，在於跳脫二元對立的思維――生產者（製造產品）與消費者（使用產品）不再涇渭分明，而是無人能從生產—消費的社會型態脫身，不過消費者也能不按生產者的邏輯，改以個性化、創造性的使用方式消費。前述漂泊者並不消極悲觀，而以凌駕苦情的創意發揮、拓展塞托式的戰術，改造成千變萬化的求生術。我列舉三種應對漂泊狀態的求生術（再次強調方式何其多），並看成無數個體通過細微而機巧的日常行動，逐漸匯聚成一股反制原有生產—消費邏輯的動能。

第一，斜槓職涯當作生活態度：科層組織下終身雇用制的崩解，致使失業貧困等社會問題接踵而來，但也激起斜槓職涯的浪潮。2007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艾波赫（Marci Alboher）提出人們因應全球勞動市場的變革，以斜槓符號（slash）呈現身兼數職的自我。_【註17】 如今，《斜槓青年》（2017）的作者曠世典（Susan Kuang）進一步詮釋「成為斜槓青年的目的，不是為了擁有額外收入，也不是為了能夠自由支配時間，而是為了追求更豐富的人生和更完整的自己。」_【註18】 此意味漂泊的工作者反抗全然理性的支配――固定的時間與工作場所――及低落的生活品質，也不願聽命科層組織、淪為競逐績效的工具。漂泊者的多重形象，除了宣告我不只是日常工作賦予我的角色，還可以發展自我認同的身分――白天是電焊工人，晚上變身藝術家。漂泊者選擇自主管理取代制式公約；將工作結合興趣；以熱情而非工具理性達成目標。斜槓職涯當作生活態度，其核心價值在「掙脫束縛、解放人性」。過好自己想要的人生，遠比收入多寡更滿足、更有意義。

第二，專有場所的另類用途：塞托提出「策略」（strategy）和「戰術」（tactics） 的區別。前者是有權勢者擁有資源以建構專屬的場所――諸如商場、學校、遊樂園，以此經營外部關係，「政治、經濟或科學的合理性都建構在這個策略模型之上」。_【註19】 與此相反，後者是「自身不擁有空間，便依賴於時間，細緻地『捕捉』機遇的『翅膀』」_【註20】 之人，將他人的場所加工，轉變成自己的場所使用。像是辦公大樓騎樓下兜售午餐便當的小販；時而有家長在便利商店督促孩子完成作業；連鎖咖啡館變身行動辦公室；購物商場及博物館變成絕佳避暑勝地。移動的漂泊者將有權勢者規劃特定用途的專有空間，改造成出乎意料的自家客廳、書房或行動店鋪使用。在其行為不對他人構成困擾的前提下，漂泊者悄然以自己的使用方式重新詮釋由權勢者建構的場所，並予以另類公共化，無形中抹去公領域與私空間的界線，營造曖昧不明、內外交融的氣氛。

第三，創造性的消費：無論實體或虛擬的場所，各種資訊都暗示生產—消費的邏輯無所不在。那就抵制消費、自給自足！哲學學者巴吉尼（Julian Baggini）提醒我們：此舉非但無法反制市場機制，且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的關係。_【註21】 既然消費已成日常，塞托認為消費者可以「通過對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秩序強加的產品之使用方式來凸顯自己，而不是通過產品來顯示自己。」_【註22】 換言之，認清經濟秩序的主導者是以生產符合大眾需求又不令個人完全滿意的產品，達到效益的極大化。同時，運用行銷手法將產品符號化，使消費者因其產品獲得額外的身份象徵。然而，消費者也能以自己的使用方式改造產品，主動將消費轉變為創造性的另類生產。女孩在量產的襯衫上繡朵玫瑰；幼童在淨白的進口沙發上塗鴉；母親的手藝總有外面餐館吃不到的家鄉味，諸如此類、千變萬化，意即消費者如同當代藝術家般施展魔法，將規格化、標準化的產品，轉變成展現自我風格的創意――全新用途、另類功能、別出心裁的做法，以此反制市場機制運作的理性邏輯。

結語

世上有人鍾愛漂泊，絕大多數並非自願，但共同生活在物資開發轉向勞務、勞務轉向資訊技術，追逐自動化生產及交換的超高速變動中，見證了工具理性推向極致的傑作――工具社會的誕生。工具社會的特徵在以理性規則去規範個體的思維與情感，訂定個人工作與休憩的時間與場所，驅迫個人成為績效工具的工具。同時，日新月異的科技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性，也使科技上身的個體受其制約，逐步受其掌控、塑造及監控個人的隱私與慣行。對工具社會的不滿與對抗，反使維繫其運作的科層組織及市場機制以美化的新攻勢重生，進而使動蕩不安的漂泊狀態於焉生成，表現在時空壓縮、人際關係、工作及生活皆處於變動、碎裂化、不確定的狀態。然而，人性未泯、求生有術。如同賀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的詩句：「當你深陷巨大麻煩，別過早沮喪，仔細環顧四周，或許解方近在咫尺。」_【註23】 漂泊者是無數身陷不安卻凌駕苦情的個體，有以斜槓職涯追求豐富的人生；或悄然改變專屬場所既定的用途；將量產的商品轉變成獨一無二的藝術品；漂泊者發明各種千奇百怪的使用方法，以此將強權者加諸的限制，轉變成創意的行動反擊，因為要活得像個人，而非一部機器；要展現自我風格，恢復人性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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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