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台的話|我可能不會愛你

I Can Stop Loving You

文──童詠瑋

《藝術觀點ACT》79期,2019年10月出版

作為影像研究生,桑塔格(Susan Sontag)的那句名言   ――「如果電影迷戀(cinephilia)死亡了,電影也就死亡了」――始終是暗夜潛行的一盞明燈。燃燒烈愛,自以為背負其百年存亡使命感似地神聖,因而從未思考為何我們的相遇,僅能宿命般地以這般弔亡氛圍作為起點。桑塔格呼告「某種新的電影愛戀(cine-love)問世」,二十來年過去,當代迷影精神發展出何種新姿態與內涵了嗎?我們究竟為何仍欲或欲復甦何種電影?又為何不大方高唱〈分手快樂〉,如鮑藹倫拒絕恐怖情人般的情感勒索,轉向其他媒體?

但他方未必即為烏托邦。在藝術學院中,我們同樣聽聞教授不時逼問學生是愛藝術多,還是愛自己多。愛與犧牲奉獻作為亙古不變的緊箍咒,與陳界仁所言之「弔詭的迴圈」並行,在「工作過量」之餘,「炮灰」們還得源源不絕地注入情感、注入愛。

不得不做與不得不愛。於是本期我們看到二十一世紀後發跡的一批藝術工作者,共同呈現出與科層體制奮力拼搏後的某種漂泊集體群像;而陳以軒近期展出《委託製作》中的一段,當八銀幕終全數顯影,一群「持攝影機的人」面向攝影機,不停歇地將聖像般的工具小心翼翼往後傳時,霎時間彷彿又呈現了另一種新的集體群像。有別於同期張君懿展出之《這很簡單我也會》,中生代藝術家們辯證著創作者與作品間的關係,前者中的年輕世代根本無從談起自己的作品。接案進行委託製作的「副業」,亦不再只是獎助系統中的文書作業,反而更可能已經凌駕為維生的「主業」。

連迴圈的門票都一票難求了,還要被質疑如法海般不懂愛?我們又有什麼社會條件去愛呢?鮑藹倫在另一版本的〈錄像拾絮〉中如此收尾:「你我之間也像錄像。再沒有所謂物質帶動精神,或是精神帶動物質;也沒有那一種先性後愛,或是先愛後性的高低執迷。」

我可能不會愛你。因為能不愛,我才可能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