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Can Stop Loving You
文──童詠瑋
《藝術觀點ACT》79期，2019年10月出版
作為影像研究生，桑塔格（Susan Sontag）的那句名言 ――「如果電影迷戀（cinephilia）死亡了，電影也就死亡了」――始終是暗夜潛行的一盞明燈。燃燒烈愛，自以為背負其百年存亡使命感似地神聖，因而從未思考為何我們的相遇，僅能宿命般地以這般弔亡氛圍作為起點。桑塔格呼告「某種新的電影愛戀（cine-love）問世」，二十來年過去，當代迷影精神發展出何種新姿態與內涵了嗎？我們究竟為何仍欲或欲復甦何種電影？又為何不大方高唱〈分手快樂〉，如鮑藹倫拒絕恐怖情人般的情感勒索，轉向其他媒體？
但他方未必即為烏托邦。在藝術學院中，我們同樣聽聞教授不時逼問學生是愛藝術多，還是愛自己多。愛與犧牲奉獻作為亙古不變的緊箍咒，與陳界仁所言之「弔詭的迴圈」並行，在「工作過量」之餘，「炮灰」們還得源源不絕地注入情感、注入愛。
不得不做與不得不愛。於是本期我們看到二十一世紀後發跡的一批藝術工作者，共同呈現出與科層體制奮力拼搏後的某種漂泊集體群像；而陳以軒近期展出《委託製作》中的一段，當八銀幕終全數顯影，一群「持攝影機的人」面向攝影機，不停歇地將聖像般的工具小心翼翼往後傳時，霎時間彷彿又呈現了另一種新的集體群像。有別於同期張君懿展出之《這很簡單我也會》，中生代藝術家們辯證著創作者與作品間的關係，前者中的年輕世代根本無從談起自己的作品。接案進行委託製作的「副業」，亦不再只是獎助系統中的文書作業，反而更可能已經凌駕為維生的「主業」。
連迴圈的門票都一票難求了，還要被質疑如法海般不懂愛？我們又有什麼社會條件去愛呢？鮑藹倫在另一版本的〈錄像拾絮〉中如此收尾：「你我之間也像錄像。再沒有所謂物質帶動精神，或是精神帶動物質；也沒有那一種先性後愛，或是先愛後性的高低執迷。」
我可能不會愛你。因為能不愛，我才可能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