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ructing Transitional Justice: Aesthetics, Ethics, and Political Praxes
文──彭仁郁
《藝術觀點ACT》82期， 2020年7月出版
正義如何過渡？和解是否必然？
國際社會一般將「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又譯「過渡性正義」）定義為威權恐怖統治或大規模社會暴力衝突結束後，為了讓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核心價值，成為奠定新政體與社會集體的基礎，而須對過去的政權或壓迫集團犯下的系統性人權侵害，進行必要的各項清理工作。儘管轉型正義實際的處理範圍、工作模式、推動時程，隨著啟動該項工程的各個國家的特殊歷史、社會脈絡及政治、經濟條件而有所差異，但是基本的工作方向與目的不外乎真相調查、追究加害責任、平復受害者、締造永續和平等，力求在政治暴力衝突中隸屬於不同政治、宗教、族群、意識形態群體，以致彼此不信任、甚至仇恨的社會成員，能夠重新一起經營社群生活。
可以想見的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轉型正義，能夠按照前述定義中理想而美好的藍圖臻至完竣。即使是以「和解」模式著稱的南非，在種族隔離制度廢止後隨即展開人權侵害的真相調查、賠償受害者、鼓勵加害者以真相換特赦，並以ubuntu（人我相依）【註1】的傳統信仰與寬恕的基督宗教教義作為精神號召，在全國各地舉行數千場極富儀式性的公開聽證會，令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見證在全國性的電視頻道上播放；可謂修復式轉型正義的全方位工程。然而，在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任務結束多年後，無法真正停止復仇的暴力循環，流血衝突時有所聞；至今，政治暴力創傷心理療癒中心仍持續運作，試圖在個人、家庭與社區層次修復撕裂的心靈與關係。而曾經歷兩次轉型正義，在二戰終止後七十載，仍不遺餘力地提醒年輕世代須反省前人錯誤，公共空間中不乏憑弔納粹集中營犧牲者紀念物的德國，依然存在著崇尚亞利安種族優位論的極右派新納粹分子，且政治影響力在整個歐洲不減反增。實際上，各國轉型正義工程有如混雜著不同比例成功與失敗的集體作品，有時的確促成幅度不等的政治體制更新與社會改革，但轉型正義制式論述中所頌揚的終極目標──社會的和解共生──卻彷彿是個注定永遠延遲的烏托邦願景。
倘若人類社會存在以來，發生大規模衝突的社群之間，確實需要透過某種修復關係的儀式，才能謀求一定時間的和平共處，那麼，試圖以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作為保障人權、維繫社群長治久安至高依歸的當代轉型正義工程，將如何說服歷史經驗與認同分殊、對不義的界定莫衷一是、對正義彰顯的期待落差巨大的人們，落實這項工程的必要性？在不論民主或極權統治者的雄辯辭令中，皆不得不引述人權概念以爭取民意支持的二十一世紀，究竟是轉型正義必須以社會和解作為終極倫理號召，以正當化揭露舊政權的不義與醜陋對社會可能帶來的衝擊，同時抵禦回溯過往將引發的集體焦慮、攻擊、防衛；抑或是和解共生（alias ，四海一家、世界大同）這個在人類歷史上從未達成的烏托邦理念，想要乘著轉型正義國際潮流獲得一股新動能？更直白地說，當轉型正義與民主在政治現實中被操作成對立的兩端時，我們是否仍有能力開闢心理和物質的空間，重塑共同體的想像？
台灣轉型正義作為政治工具？
台灣民主化業已超過三十年，在亞洲堪稱民主人權前段班，但轉型正義的步調卻極其凝滯迂迴。1990年代中期，官方開啟對於二二八屠殺的真相調查與受難者補賠償的工作。世紀之交，才開始面對威權統治時期國家機器鎮壓政治異議者、構陷罪名，對社會全面監控──即「白色恐怖」的事實；並藉由政府機關政治檔案的逐步徵集，點滴拼湊歷史真實的整體圖像。必須等到2018年正式啟動國家規格的轉型正義工程（以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為界標），才終於突破過去僅給予受害者金錢補賠償、避開加害體制責任追究、缺乏修復社會集體視野的極度妥協式（不）正義。箇中原因不難理解，在具台灣特色的「寧靜革命」過程中，威權統治下無所不在的黨國體制，並不曾被明確指認為加害體制，而加害指揮鏈上扮演主導、參與、協作等角色的人們亦從未現身反省。再者，繼承舊政權的政治勢力不僅未曾失去民意支持，在超過半世紀的時間裡形構而成的政治─經濟共生集團，在悄悄孵化的民主體制裡重獲新生，搖身變為與其他政治勢力具有同等法律權利和道德位置的「人民團體」。換句話說，台灣轉型正義所面臨的特殊社會政治脈絡，是過去加害體制的參與者與支持者，在國家民主化的進程中，擁有與其他社會成員和人民團體同樣的權力，甚至擁有更優渥的資源、更密集的人際網絡，來決定轉型正義政策方向與執行機制，並影響實施進程。這就勢必使反省加害體制的工作動輒遭遇舊勢力的強力反撲，遑論對加害體制指揮者進行司法或道德正義的罪責追究。
當代藝術作為打破政治僵局的正義／意義孕生空間？
當現實政治不斷阻撓、貶抑轉型正義理想，除了藉由擁有政治、文化與社會資本的政治人物、政黨、學者專家等社會菁英，在傳統政治場域進行各種攻防、協商、角力，轉型正義是否有其他實踐的可能與想像？
關注拉美地區和北愛爾蘭轉型正義集體記憶工程、美學與倫理實踐的文化社會學者維克基．貝爾（Vikki Bell）【註2】曾發出醍醐灌頂的警語，她認為，轉型正義學者通常過度專注於政治菁英的協商行動與司法程序，但一個社會的民主轉型倘若真正想成功，恰好必須使民主、人權、正義的價值，在法律及制度之外的場域中化為具體行動。換言之，倘若轉型正義推崇的核心價值無法成為共同體成員日常倫理實踐的參照，終將徒勞。的確，轉型正義的菁英主義傾向，不僅以法律、歷史、公共政策等專業為核心，劃分出轉型正義的專業與非專業範疇，更區分出領導與被領導的政治社會階層。在其中，草根民主不被信任為有能力理解複雜歷史、化解仇恨暴力循環的政治路線。庶民經常被設想為被動、無反思能力或自私自利的群眾，等待被菁英設計的新社會秩序救贖。Bell教授指出，未被資本主義邏輯吸納的當代藝術創作，有能力在轉型正義國家工程的設計與施作，及其宣稱欲為社群集體創建的價值體系之間，打開反思與批判的中介視域。
但我認為，當代藝術批判的力道，除了在政治現實外部尋找支點，以質問菁英式轉型正義理念與實踐的自相矛盾之外，更可展現在藝術創作者不迴避社群內成員的多重身分，而在美學實踐中嘗試橋接正義倫理與草根民主的複數詰問。這意味著一方面需要超越歷史真相重建、受害傷痕修復、加害責任追究、社會和解的標準化論述，另一方面則需在不同層次的社會場域中，擷取潛藏於民間的識別不義與重建社群的共作能量，同時打破官方與民間對峙的想像藩籬。
台灣多重殖民歷史所積累下的不義傷痕，總是來不及復原，便被後繼的政權統治者再度撕裂。為了生存，每次迎來新的政權，島嶼住民經常被迫以法農（Frantz Omar Fanon）命名的「正常病」抵禦不斷變種增生的權力慾病毒。超過半個世紀，成功倖存者多留下解離性失憶的後遺症，部分甚至選擇以認同加害者試著殺出血路；而那些執著於背負創傷記憶碎片的傻子，一旦失敗，即使避開非死即瘋的命運，也只能全身包裹著孤絕悲戚的巨型泡泡，在摩肩擦踵的人群中踽踽獨行。於是，儘管歷經三次政權輪替，在民進黨全面執政下的今日台灣，原住民歷史正義仍被封存於無法落實的法律條文，總統府層級委員會的設立象徵意義大於實質作用；許多二二八受難者的屍骨至今仍堆積在遍尋不著的亂葬坑洞裡，無法安息；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平反仍遺留諸多未竟之業，加害體制參與者無一現身道歉，社會污名亦未全然轉化為理解與肯認。
在集體社會成員或深或淺背負不同歷史傷痕，又有相當比例或近或遠成為加害體制協作者的情境下，肩負破除威權／集權大一統思維邏輯的轉型正義實踐，不可能仰賴單一論述、場域或行動模式，來釐清複雜的歷史脈絡與主體狀態。上世紀末，克里斯蒂娃（J. Kristeva）曾探問被新自由主義商品組件化、又被觀視媒體表皮空洞化的當代主體，究竟是否仍有反叛（Révolte）的能力或必要？這個探問恰好直指個別與社群主體能動性與歷史意義建構之間不可分割的問題。克里斯蒂娃向柏拉圖借取Chôra（境外之域）概念，說明這個無明確邊界與規則，卻令一切意義孕生、且孕育城邦的準空間，兼具「返古／反骨」（Révolte）的雙重動能，允許主體藉由「詩語的革命」超越感官經驗與意義之間的深淵，讓曾經失語的歷史創傷憶痕，重新進入前語言的意符（sémiotique）與已建構的象徵(symbolique)之間如梭的往返運動【註3】──這將是允許複數的正義美學與倫理實踐無限孕生的草擬空間，而這也正是當代藝術的原鄉。如此，我們才有機會突破歷史真相在過去─現在─未來線性時間上自我鋪展、再現的貧瘠想像，挖掘、轉譯承載著歷史刻痕、欲望的異質主體經驗，以抵抗矯正式的國族歷史大河敘事；避免加害v.s受害敘事的樣板化，並追問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形構之於社群的意義；在尋求傷痕療癒與咎責的道路上，辨識壓迫結構作用在不同位置社會行動者身上的複雜力線，及由此衍伸的行動選擇或無法選擇。
整體而言，轉型正義的心靈與文化改造工程，需開創人與自身、他者（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土地（非開發定義下的）、社群（多邊界的）、文化（非限於族群身分的）、體制（包括律法）、信仰（包括意識形態），織繫開放式倫理關係網絡的實踐能力。參與此專題的作者和受訪者，各自以殊異的當代藝術創作者姿態，拾起想像的圓鍬、泥剷，加入這片如高第聖家堂般無止境蔓延的共同體重建工地，在社群宇宙的想像前緣，反覆進行著接合轉型正義與美學倫理實踐的日常練習。
註釋
1. Ubuntu在非洲南方訥古尼（Nguni）支語系中原意為「人」。在非洲南方地區的傳統世界觀中，人之所以成為人，與他人不可分割；一個人的人性是由身為群體中的一分子來定義，社會成員共同歸屬一個更大的整體；而當群體中的一個成員的人性被減損時，其他成員的人性也隨之減損。當南非結束種族隔離政策、開啟轉型正義工程時，黑人領袖曼德拉和屠圖主教，即選擇ubuntu作為重建南非國家意識、修復社會傷痕的核心概念。故此暫譯為「人我相依」。戴斯蒙．屠圖（ Desmond Tutu）著，《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台北：左岸，2013，頁93-94。
2. Vikki Bell, ‘Contemporary Art and Transition in Northern Ireland: Critique and the Consolation of Form,’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2011, Volume: 10 issue: 3, pp. 324-353.
3. J. Kristeva, Sens et non-sense de la révolte. Pouvoir et limite de la psychanalyse, T1. Paris: Fayard,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