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台的話│在煙硝裡衝浪

ThSurfing in the Smoke

文——陳思宇

《藝術觀點ACT》82期, 2020年7月出版

這趟編輯的旅程是霧濛濛的白色,總是揉揉眼睛盯著白色的螢幕,並隨著螢幕上的文字步行在白色的歷史中。

文字夾縫間偶有一些影像會被投映出來,就像是普魯斯特被突然的踉蹌與瑪德蓮召喚他腦海裡的記憶一樣。例如萬仁《超級大國民》政治犯陳桑在狹小的監獄走道雙手高舉「2條1」並搖搖晃晃地走向死刑的那幕;侯孝賢《悲情城市》梁朝偉在火車上被質問是否為台灣人卻因為無法說話而被打的那幕;又如姜相宇《光州事件之謎:誰是金君?》倖存者們在播映著光州事件歷史影像的戲院裡哭泣重逢的那幕;與張薰《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的司機被軍人毆打在地不停大喊「我不是共產黨」求饒的那幕⋯⋯。這些被文字召喚的影像夾雜著歷史現場來到我的眼前,面對無法清晰辨認的歷史真相,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如何能有一個可以開啟對話的契機?

約書亞.奧本海默的《殺人一舉》中,印尼九三○事件的屠殺者被導演安排演出當時的受害者之後說道:「被我虐待的人的感受跟我一樣嗎?我可以感同身受,因為我的尊嚴在這裡被摧殘,所有的恐懼瞬間佔據我的身體,環繞我、纏繞我⋯⋯」「事實上更糟,你只是在拍片,但他們是真的會死。」「我罪孽深重嗎?我對很多人做這種事⋯⋯」最後屠殺者坐在頂樓乾嘔不止。透過角色的轉換,縱使感同身受之不可能,但也讓加害者與被害者間有了一個對話的可能。而在這場「轉型正義或重建想像共同體的倫理工地」裡,不論是李佳泓與林傳凱的版畫工作坊、羅秀芝「綠島人權藝術季」的展覽、蔡海如與施昀佑的藝術行動、黃思農的劇場創作,還是如馬躍所說的「一張高鐵票與一杯咖啡」等,都是以各種方法讓歷史能不停地被檢視與回看,作為重啟對話的契機。

最後,我想起的電影是菲利浦.葛奈特和米奇.雅敏《我們在加薩停火時衝浪》裡的青年在城市被戰爭的煙硝淹沒後仍索性拿起衝浪板去海邊衝浪,就像是一場場對生命、對自由的奮力搏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