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ing in the Smoke
文——陳思宇
《藝術觀點ACT》82期， 2020年7月出版
這趟編輯的旅程是霧濛濛的白色，總是揉揉眼睛盯著白色的螢幕，並隨著螢幕上的文字步行在白色的歷史中。
文字夾縫間偶有一些影像會被投映出來，就像是普魯斯特被突然的踉蹌與瑪德蓮召喚他腦海裡的記憶一樣。例如萬仁《超級大國民》政治犯陳桑在狹小的監獄走道雙手高舉「2條1」並搖搖晃晃地走向死刑的那幕；侯孝賢《悲情城市》梁朝偉在火車上被質問是否為台灣人卻因為無法說話而被打的那幕；又如姜相宇《光州事件之謎：誰是金君？》倖存者們在播映著光州事件歷史影像的戲院裡哭泣重逢的那幕；與張薰《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的司機被軍人毆打在地不停大喊「我不是共產黨」求饒的那幕⋯⋯。這些被文字召喚的影像夾雜著歷史現場來到我的眼前，面對無法清晰辨認的歷史真相，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如何能有一個可以開啟對話的契機？
約書亞．奧本海默的《殺人一舉》中，印尼九三○事件的屠殺者被導演安排演出當時的受害者之後說道：「被我虐待的人的感受跟我一樣嗎？我可以感同身受，因為我的尊嚴在這裡被摧殘，所有的恐懼瞬間佔據我的身體，環繞我、纏繞我⋯⋯」「事實上更糟，你只是在拍片，但他們是真的會死。」「我罪孽深重嗎？我對很多人做這種事⋯⋯」最後屠殺者坐在頂樓乾嘔不止。透過角色的轉換，縱使感同身受之不可能，但也讓加害者與被害者間有了一個對話的可能。而在這場「轉型正義或重建想像共同體的倫理工地」裡，不論是李佳泓與林傳凱的版畫工作坊、羅秀芝「綠島人權藝術季」的展覽、蔡海如與施昀佑的藝術行動、黃思農的劇場創作，還是如馬躍所說的「一張高鐵票與一杯咖啡」等，都是以各種方法讓歷史能不停地被檢視與回看，作為重啟對話的契機。
最後，我想起的電影是菲利浦．葛奈特和米奇．雅敏《我們在加薩停火時衝浪》裡的青年在城市被戰爭的煙硝淹沒後仍索性拿起衝浪板去海邊衝浪，就像是一場場對生命、對自由的奮力搏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