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迪可攝影工作室

Mardijkers Photo Studio

文———阿甘.哈惹哈(Agan Harahap)
譯———曾涵生

《藝術觀點ACT》74期,2018年5月出版

馬迪可的歷史

在印尼歷史上,「馬迪可」這個詞彙可說源遠流長。馬迪可一詞,可能與梵語「馬哈迪卡」(Mahardikka)有關,後者是「自由」一詞的字源。馬迪可被用來指稱替葡萄牙殖民者以及印尼人提供勞力服務(譯按:指奴隸),信仰天主教的一群人。葡萄牙政權的潰散,以及荷蘭人對於巴達維亞(譯按:雅加達舊名)的入侵,連帶波及了馬迪可人。就神學意義而言,新政府為馬迪可人帶來了「解放」──如果說在葡萄牙統治階段,馬迪可人擁抱了天主教,那麼荷蘭政權使之該宗基督新教,自然可視為一種解放。對當時的荷蘭人而言,馬迪可意謂「被解放者」。

在荷蘭治下,馬迪可成為社群賴以發展的空間。與前朝類似,他們同樣獲得荷蘭政府重用。馬迪可社群迅速壯大,成員彼此間享有極為緊密的情感連結。他們相信自己是葡萄牙人後裔,始終自認為葡萄牙群體的一分子。

然而,馬迪可人的命運,與荷蘭殖民年代屈居社會最底層的原居民相比,並沒有好上多少。即便馬迪可已經獲得解放,在血統純正的歐洲人眼裡,他們仍然屬於階層較低的公民。他們固然在政府單位裡擁有一席之地,但其地位低下,持續受制於純種歐洲人。就物質層面而言,馬迪可人被解放了,但精神上仍舊處於被殖民狀態。

在荷蘭的殖民制度中,讓馬迪可這個詞彙廣為普及的,是政府強制實施的「特許證」政策。特許證導致馬迪可的存在變得曖昧不明,即便他們已經取得解放身分。基於特許證措施的推行,他們被迫得舉起自己的手並大聲高呼「馬迪可人!」,如此才得以標示自己的地位。這個政策,此後便成為區分馬迪可與其他印尼原居民的標籤。

在印尼反殖民革命時期,馬迪可與其他原居民的身分差異變得更加劇烈。馬迪可雖然並未被官方認定為歐洲人(荷蘭人)一分子,卻加入荷蘭陣營的部隊──KNIL。由於投效殖民宗主軍,馬迪可與原居民之間的嫌隙越發擴大。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當印尼確立主權國家地位之際,馬迪可面臨兩個選項:或者歸化為印尼公民,或者移居荷蘭。由於當時印尼社會瀰漫著對於馬迪可的不信任與排外心態,他們寧可選擇效忠於荷蘭人。這就是為何許多馬迪可人選擇成為荷蘭公民,因為他們恐懼自己將在印尼失去社會地位。他們意識到失去宗主保護後,自身位置在印尼將岌岌可危。從以上歷史事件來看,馬迪可一詞或可詮釋為:一個失去國族認同的民族。

馬迪可攝影工作室

歷史是由上萬甚至數以百萬計的微小敘事所組成。每一個微小敘事形成了各自的軌跡,最終聚合為一個大敘事,稱之為歷史。這些細微碎片在我們對它特意觀察的過程中,變得益發有趣。

幾乎每個印尼家庭都擁有專屬自己的歷史碎片,不斷傳遞給兒女、子孫輩以及子孫的下一代。不幸的是,在我們這個「沒有照片就等於哄騙」的年代,口述文化傳承因為缺乏視覺與書面證據而變得模糊不清。故事傳承淪為枕邊故事,在新一代印尼人耳裡聽來已經不再含有深刻意義。可以說,當今世代更傾向於透過虛構的故事形式去理解事實。這種現象可以從大眾文化,例如電影、小說及其他文化產品中,看出端倪。採納歷史脈絡的文化產品,必須透過虛構的浪漫場景才能取得大眾接受。對未來好幾個世代的人而言,歷史事實恐怕將變得更加模糊難辨。

科技的出現,加速了文化產品與資訊的散佈,然而這種加速流通對於在地文化產品而言卻可能造成反效果。資訊的快速流動,並未更加壯大在地文化,實際上反而阻礙了在地文化認同。這便是發生在現代化社會的現象,尤其發生在多數東南亞國家裡。作為東南亞區域最大成員,印尼竭盡全力要維繫它的在地文化認同。然而快速型文化的入侵,加上薄弱的文化過濾機制,終究導致印尼淪為其他文化的消費市場,連帶也造成我們國族認同的喪失。

馬迪可攝影工作室,作為一間虛構照片的工作室,致力於記錄各種微小的歷史敘事碎片,而這些碎片乃是由上百張人像照片建構而成。馬迪可工作室以自己的版本展示歷史「事實」。

藉由把人像照發佈在社群媒體上,如推特(Twitter)、Instagram、臉書(Facebook),馬迪可工作室意圖證明,歷史偏見是如何輕易地發生在當今社會裡。透過各種偽造物件,馬迪可工作室成為一個認識歷史的另類途徑。隨著生活各層面的全面進化,作為全球化社群的一分子,未來要去界定國族文化認同將變得越發困難。就此意義而言,我們跟那些喪失身分認同的馬迪可人沒什麼兩樣。


阿甘.哈惹哈
一九八〇年出生於雅加達, 二〇〇五年畢業於印尼設計學院。早期從事插畫與數位影像工作,目前為獨立攝影師

曾涵生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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