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Contemporary Soundscape of Taiwan: In Search for the Voice
文———林暉鈞
《藝術觀點ACT》49期，2012年1月出版
近
臺灣聖詩第一次萌芽於短暫的荷蘭治臺時期（1624-1662），其後中斷了二百年；第二次在臺灣使用聖詩，是1865年後，透過英國及加拿大傳教士傳入的。後者歷經日本治臺時期到戰後的長期穩定發展至今，短短不到一百五十年間，在多元文化的兼容並蓄下，已漸漸發展出它的規模。本文將簡述荷蘭治臺時期至戰後的臺灣聖詩發展，尤其在第二次聖詩再傳臺灣後，將以在臺灣歷史最悠久的臺語聖詩版本，做為陳述的取樣標的，精簡回顧這百餘年來的臺語聖詩出版歷程。
一│前言：從一段影響深遠的陳述開始
我們所知道的美麗傳說中，葡萄牙水手稱呼臺灣的「Ilha Formosa」是葡萄牙文。一直以來心裡有個疑問，為什麼是葡萄牙水手，而不是曾統治臺灣北部十六年（1626-1642），且實際在基隆建城的西班牙？
「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西班牙跟葡萄牙展開殖民爭霸戰。繼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兩國為了世界地盤的歸屬，跑到教宗面前大吵大鬧，教宗不堪其擾，隨手拿了一隻筆在地圖上畫了一條南北線，將地圖一切為二，西屬西班牙，東歸葡萄牙，這就是1494年以西經46.37度畫定的著名『教宗子午線』 (【圖1】，左虛線），兩國遂在西班牙簽訂托德西拉斯條約（Tratado de Tordesillas）。但是勢力範圍的爭端並沒有就此解決，後來又因為摩鹿加群島歸屬權的爭議，西葡兩國再度於1529年簽了薩拉戈薩條約（Tratado de Zaragoza），把世界之東也一線瓜分。(【圖1】，右實線）」這是將近二十年前安格勒教授（Manfred Angerer, 1953-2010）在指導論文時，幫我上的第一課。
1554年葡萄牙製圖師羅伯．歐蒙（Lopo Homem）所畫的世界地圖上，已經有Formosa之名。【註1】1950年之前，「Formosa」是大部分歐洲國家所知道的臺灣。不論教宗是不是真的「隨手拿了一隻筆」畫線，薩拉戈薩條約畫的這條線，比那條「教宗子午線」更吸引我。根據這條當時只維持了十二年的薩拉戈薩條約，【註2】線東的大部分日本，屬於西班牙，而當時在線之西、尚未被發現的臺灣，將屬於葡萄牙的領域。臺灣海域在薩拉戈薩條約後出現葡萄牙水手，顯然其來有自了。
二│荷蘭聖詩在臺灣的短暫發聲
十六世紀新教教勢在歐洲各地開拓，從德國、瑞士、蘇格蘭到荷蘭，聖詩的編輯與使用，逐步發展，至十九世紀漸趨定型。臺灣在這一波聖詩使用發展史中，並未缺席。透過十七世紀荷蘭的海外擴張，將聖詩帶入剛在歐洲歷史舞臺上發跡的臺灣。雖然短暫，卻是臺灣史上「第一次使用聖詩」的珍貴紀錄。
十七世紀初日本禁天主教，西班牙天主教會則以馬尼拉為基地，伺機前往日本傳教，臺灣遂成為西班牙道明會神父們，從菲律賓前往日本的暫歇地。在西班牙統治北臺灣的十六年間，雖然天主教道明會曾在三貂角、基隆、淡水、宜蘭等地建立聖堂、【註3】為原住民施洗，但是傳教士們以臺灣做為前往中國、日本跳板的心態，就連將基督教義書譯成原住民語、【註4】建立三所聖堂，最後在前往日本途中殉教的神父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 1595-1633）也不例外。艾斯奇維神父在臺兩年期間，還曾規劃對原住民的天主教義信仰，做相關的培訓計畫，【註5】也提到聖詩（libro de canto）的需求，【註6】但是在他的短暫停留之下，理想終未實現。【註7】
就在西班牙與北臺灣關係密切而短暫的同一時間，臺灣原本只是荷屬東印度公司從印尼往來日本航道之間，不起眼的補給站。而原本只是奉命照顧荷蘭船員及其眷屬的荷蘭新教牧師，意外的開啟了將基督教信仰傳給臺灣當地原住民的史頁，且一發不可收拾的持續到荷蘭退出臺灣政治舞臺的最後一刻（1624-1662），當然也開啟了臺灣音樂史料被白紙黑字紀錄下來的新頁。
1629年到臺灣傳教的第二任荷蘭新教牧師尤紐士（Robert Junius， 1606-1655），透過在臺十四年耕耘，留下的傳教資料，記載了荷蘭在臺初期的基督教音樂教育脈絡。其中的片段紀錄，例如1636年尤紐士為700位新港居民舉行禮拜、唱詩歌，以及1638年在新港學校教導百名少年少女背誦早晚禱、閱讀教材、唱頌《主禱文》及《信經》。【註8】
不同於同期天主教彌撒儀式歌曲，十七世紀當時荷蘭新教的禮拜詩歌，受到加爾文教派（Calvinism）影響，以韻文詩篇吟唱（Metrical psalm singing）為主。宗教改革家加爾文（Jean Cauvin, 1509-1564）把《聖經》中的150篇〈詩篇〉改寫成無伴奏單聲部歌曲，後來的使用者，甚至將每一篇的旋律，單獨拿來唱其他詩歌。尤紐士以其中的詩篇第100篇旋律，【圖2】應用在他改寫給當時西拉雅原住民唱的詩歌中。
尤紐士改寫的詩歌，包括《十誡》、《信經》、《主禱文》、《晚間詩歌》、及《詩篇第130篇》等。這些歌，當年在荷蘭都各有其調。【註9】然而，唱詩歌似乎只是傳教士的宣教媒介，遠在臺灣的荷蘭傳教士，要教導當時不識西樂的原住民唱這麼多不同旋律，並非其傳教的主要工作。最簡便的方式，就是一調到底，各曲通用。也許因此才會有《依據詩篇第100篇旋律唱詩篇第130篇》的詩歌出現。【圖3】目前發現的尤紐士改寫詩歌中，除《主禱文》外，都是以詩篇第100篇旋律來唱的，包括上述的《十誡》、《信經》、《晚間詩歌》、及《詩篇第130篇》等。
透過荷蘭新教傳教士的熱忱，留下這些詩歌在臺灣短暫的傳唱紀錄，它畢竟是一段無法抹滅的史蹟，不會因為時間短、或影響範圍幾乎讓後世感覺不到而失去意義。不過基督教詩歌在臺灣的流傳，也在1662年荷蘭人離開臺灣後，硬生生的中斷了二百年。直到下一個海權強國──英國──的叩關，才再度開啟臺灣聖詩傳唱的另一章。
三│《養心神詩》的傳唱：十九世紀漢譯英語聖詩
在臺灣的流傳
十九世紀受到加爾文理念影響深遠的蘇格蘭傳教士，透過英國長老會，以及源自蘇格蘭的加拿大長老會，將基督教音樂種子再度播撒到臺灣。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是加拿大的蘇格蘭移民第二代，1871年抵達臺灣，在臺灣傳教三十年，也娶了臺灣妻，1901年逝於他所愛的這塊土地。他初到臺灣時，使用的是廈門版《養心神詩》。當時廈門音與臺灣話口音相近，在尚未自編聖詩前，廈門版《養心神詩》遂成為十九世紀基督教再傳臺灣時，傳教士在臺使用的第一本聖詩。此時廈門版《養心神詩》已經有二十年的擴編歷程，1871年也剛出新版，共收錄59首詩歌。
翻開馬偕的傳教日記《From Far Formosa》，提到傳教初年在臺灣所唱的詩歌。有一首《我認救主無驚愧恥》（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這是1872年嚴清華（1852-1909）成為馬偕大弟子後，第一次在基隆廟口傳教，起先沒有勇氣的低頭不語，馬偕就領著他唱這首源自1707年英國詩人瓦茲（Isaac Watts, 1674-1748）寫的詩，即馬偕所說的《蘇格蘭釋義曲》（Scotch paraphrase）。【註10】透過這首歌的鼓舞，人稱「阿華」的這位初代信徒，最後終於鼓起勇氣，抬起頭來向眾人傳講上帝的福音。這首歌最早的廈門版是由英國長老會第一位來華牧師賓威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翻譯，收錄在他1862年出版的《廈腔神詩》中。【註11】1871年廈門版《養心神詩》沒有附譜，【圖4】間接從第一次收錄曲譜的1914年版《養心神詩》得知，【圖5】唱的旋律推測為1840年由美國作曲家艾倫（George Nelson Allen, 1812-1877）譜曲的MAITLAND。
馬偕在日記中提到的詩歌，最有趣的是1873年他的學生如何學唱《詩篇一百篇》【圖6】及《詩篇一百廿一篇》【圖7】兩首詩歌的經過。【註12】這是在一次馬偕外出期間，由當時在臺灣做調查的美國生物學家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 1842-1940）幫忙代課時，教學生們唱的。1873-1874年間史蒂瑞在臺灣停留半年，回美國後撰寫了有關臺灣的調查報告，收藏於密西根大學圖書館，2009年才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福爾摩沙及其住民：十九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臺灣調查筆記》之名編譯出版。
1882年淡水牛津學堂創立後，馬偕常舉行晚間聚會。在馬偕日記中提到兩首學生們所唱的聖詩，【註13】是《上帝原本是我牧者》（The Lord’s my Shepherd）及《永遠與主居處》（A day’s march nearer home）。
前者《上帝原本是我牧者》是詩篇第23篇的名詩改寫之一，原文版本眾多。馬偕使用的歌詞「The Lord’s my Shepherd」，源自1650年版的《蘇格蘭韻文詩篇》。1914年廈門版《養心神詩》是以蘇格蘭作曲家辛普森（Robert Simpson， 1790-1832）譜寫的旋律BALERMA來唱。【註14】這套詞曲也被收錄於1937年版的臺語《聖詩》中。【圖8】
另一首《永遠與主居處》是譯自1835年蘇格蘭詩人蒙哥馬利（James Montgomery, 1771-1854）寫的詩
歌，【註15】1871年廈門《養心神詩》的標題「與主永偕」，取自蒙哥馬利原詩的歌詞首句「For ever with the Lord」。【註16】這首歌後世多以1853年伍德伯瑞（Isaac Baker Woodbury， 1819-1858）譜寫的NEARER HOME（又名MONTGOMERY）唱它。【圖9】
四│日治時期：三版臺語聖詩的出版
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仍被英國長老會歸劃在廈門「漳泉大會」下的臺灣，還在使用1871年廈門出版的《養心神詩》。隨著教勢擴大，59首詩歌已經不敷使用，臺灣屢次向廈門要求編輯新聖詩未果，遂在提倡羅馬拼音字的牧師巴克禮（Thomas Barclay, 1849-1935）催生下，於1900年由牧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自行出版了臺灣版羅馬拼音字的《Sèng Si Koa》（聖詩歌），收錄122首詩歌。【註17】這是第一本臺灣自編的聖詩，也是唯一以《聖詩歌》為名的詩歌本，其後的各版臺語增補改訂版，都叫做《聖詩》。
整本《Sèng Si Koa》除了最後一首歌外，【圖10】都只有歌詞（words only），沒有附譜。而這唯一的曲譜，是以法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發明的數字簡譜編印的。【註18】
臺語聖詩流傳百餘年來，從1900年甘為霖體認到廈門話與臺灣話在語言表達上的差異，希望編輯一本不同於廈門《養心神詩》的本地詩歌集。在嘗試脫離廈門腔聖詩而編輯臺語《Sèng Si Koa》時，【註19】已試圖開始了聖詩的在地化（localization）。例如《Sèng Si Koa》中，除了第68首《替我打破石磐身》，是甘為霖譯自托普雷狄（Augustus Montague Toplady, 1740-1778）《Rock of Ages》的翻譯歌曲外，同時在第42首也收錄了甘為霖早在1894年以同一曲源所改寫的《萬世磐替我打開》，嘗試以更在地化的語意，表達詩歌的意涵。【註20】雖然一般在臺灣提到基督教音樂，仍不免令人先入為主的想到：它是西方音樂，但是，百年來歷屆聖詩編者為在地化詩歌所做的努力，卻不曾減少過。
日治時期的臺語聖詩，除了明治期間1900年的《Sèng Si Koa》外，在大正時期的1923年，及昭和時期的1926年與1937年，分別重編了三版臺語《聖詩》。【註21】特別的是1923年版最後一首歌曲，【圖11】收錄明治維新時期，由宮廷雅樂樂師林廣守（Hiromori Hayashi, 1831-1896）採譜，德國作曲家艾克特（Franz Eckert, 1852-1916）協助和聲配樂，於1880年為明治天皇祝壽而做的《君が代》（Kimigayo）。歌詞源自西元十世紀編成的日本《古今和歌集》卷七「賀歌」的第一首。這首歌經過逾半世紀的紛擾，終於在1999年正式被立法為日本國歌。
除了大正時期這本收錄192首詩歌的《Sèng Si》外，1937年出版的《聖詩》也有一首源自日本聖詩的歌曲《Kimi No Ai》（神的愛）。【圖12】這是譯自1898年三谷種吉（Tanekichi Mitani, 1868-1945）的歌詞，配上1893年美國牧師羅瑞（Robert Lowry, 1826-1899）譜寫的旋律GOD’S LOVE來唱的詩歌。【註22】
值得注意的是，這本1937年版《聖詩》印製的樂譜，在各行五線譜上方，附記了Tonic Sol-fa的首調字母記譜法（【圖8】、【圖9】亦然）。這種記譜法普遍通行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英國學校教育中，甚至目前仍在愛爾蘭教會被使用。日治初期透過1937年編輯臺語《聖詩》的英國傳教士，將這套Tonic Sol-fa記譜法傳到臺灣，也是在臺語聖詩流傳過程中，繼1900年《Sèng Si Koa》的盧梭數字簡譜後，由傳教士將西樂記譜法傳來臺灣所留下的另一例證。
五│戰後重編臺語聖詩
戰後多元的臺灣社會，基督教各宗派林立，各教派官方聖詩，包括由中國移民帶來的1936年上海跨教派北京話版《普天頌讚》，另外信義會的《頌主聖詩》及浸信會的《頌主新歌》，則是香港出版的詩歌本。1991年臺北靈糧堂自行編輯《靈糧詩選》，1997年再編《新靈糧詩選》。此間，臺語不再是唯一通用的庶民語言，甚至還一度被禁用。儘管如此，1964年臺灣長老會再度重編《聖詩》，將1937年的342首擴充為523首詩歌，其間仍不免留下受當時政治時空影響的詩歌。【圖13】2009年再出版新版臺語《聖詩》，繼續將523首增訂為650首，除半數源自1964年版外，再補充約300首的本地詩歌及世界各地詩歌的臺語改編，也因此將臺語聖詩涵化（acculturation）的範圍，由原本的歐美，擴大為世界各地。
六│結語：東西方詩歌文化藩籬的反思
也是二十年前，我拿著1964年版臺灣長老會《聖詩》第430首《阮為萬民求主照顧》給安格勒教授彈，【圖14】他是當年維也納大學音樂學系這些成天鑽研音樂理論的專任師資中，科班出身的鋼琴演奏佼佼者，時常在教室外可聽到他的琴音。這首《阮為萬民求主照顧》的樂譜右上角，註記的作曲家是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當時我正在研究貝多芬的作品，非常好奇，到底它是出自貝多芬的哪一首曲子？當他彈完曲子，隨口就說：「很亞洲式」（sehr asiatisch）。心裡不禁納悶，這明明是「你們貝多芬」的曲子，曾幾何時變成「亞洲式」的曲子？
事實上這首歌的旋律出處，是貝多芬1797年譜寫的室內樂作品《Opus 16，降E大調》，1801年3月以《鋼琴管樂五重奏》及《鋼琴弦樂四重奏》的雙胞胎形式出版。【註23】聖詩旋律截取自第三樂章的輪旋曲（Rondo）開頭，【圖15】以單音節奏（mono rhythm）的方式改寫，英語聖詩將此旋律命名為EMMANUEL。【註24】
《阮為萬民求主照顧》的原文歌詞「Lord, while for all mankind we pray」源自1837年英國牧師瑞福爾德（John Reynell Wreford, 1800-1881）寫的詩。【註25】不過，當時是以貝多芬的旋律唱的嗎？如果一開始不是以EMMANUEL唱，那麼這套詞曲是何時被合併的？又從甚麼時候開始，貝多芬的旋律才被改編成這麼「亞洲式」的？它不是西洋貝多芬的旋律嗎？甚麼是「亞洲式」？這令人想起一些例子：小時候看到金髮碧眼的人，隨口就會說「美國人」；1992年我隨合唱團幫葛貝若娃（Edita Gruberova, 1946-）伴唱歌劇《Beatrice di Tenda》，中場休息時，到休息室找她簽名，她指著我，對旁邊的人隨口說：「日本人就是這麼熱情」；1996年走在巴黎南邊往狄斯耐樂園的路上，我被一群操著法語方言的鄉下小孩們指著嚷「日本人、日本人」。專攻西洋音樂美學的安格勒教授，在初接觸這首被改編的貝多芬旋律時，直覺式脫口而出的「亞洲式」是如何形成的？
德布西的音樂中雖然加入印尼甘美朗素材，它還是德布西的作品，不是印尼音樂。普契尼《杜蘭朵公主》中的《茉莉花》旋律，僅只限於「臺灣版」，雖稱源自中國，它還是普契尼的創作，畢竟，現在中國流行的十多版《茉莉花》旋律，【註26】都不是普契尼這一首。【圖16】
1964年版臺語聖詩中的《普陀調》，源自西洋傳教士取自寺廟誦經改寫而來的旋律，收錄於1914年廈門《養心神詩》。【圖17】在1994年出版的德國聖詩中，將它標示為「來自中國的寺廟歌曲」（nach einem Tampeelgesang aus China），【註27】雖然是以西洋聖詠改寫成的寺廟旋律，此時則被標示為中國歌曲。
創作過許多詩班合唱曲目，還被譽為「臺灣拉赫曼尼諾夫──最後的浪漫主義鋼琴詩人」的作曲家蕭泰然（b. 1938），他的聖詩改編曲，被各教會以「道地臺灣基督教詩歌」看待。臺灣基督教音樂跟浪漫主義，甚至拉赫曼尼諾夫，此時已然連成一氣。亞洲人把蕭泰然曲風視為西方浪漫主義風格，而歐洲人則看待被改編的貝多芬旋律「很亞洲式」。
為了配合一般未受專業訓練信徒的音樂素養，傳教士在創作換詞歌曲（contrafactum）時，以簡易的改編（《阮為萬民求主照顧》），【圖14】取代繁複而富節奏性的旋律（貝多芬原作），【圖15】這是當時一般基督教音樂的創作模式。因此，貝多芬的旋律被改成「亞洲式」是共時性（synchronic）下的產物，並非歷時性（diachronic）的偶然。以道地西洋聖詠譜寫成的寺廟旋律，被當做中國歌曲；或者將西方浪漫主義風格音樂，視為道地臺灣基督教音樂，已經成為當代東西詩歌涵化下的常態。臺灣與西方基督教音樂，透過詞曲之間的涵化交流，已經逐漸超越了東西方詩歌文化的藩籬。
【註釋】
1.翁佳音，〈葡萄牙人與「福爾摩沙」：並論1582年的船難〉，《歷史月刊》第220期，2006，頁72。
2.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Jose Mareia Alvarez）著，李毓中等譯，《西班牙人在臺灣（1626-1642）》，臺北：南天書局，2006（原著1930年），頁16。
3.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2006，頁68、85。
4.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2006，頁81。
5.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2006，頁70。
6.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2006，頁208。
7.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2006，頁90。
8.江玉玲，《福爾摩沙的神僕之聲─荷治初期臺灣基督教音樂史料溯源》，臺北：道聲出版社，2010，頁36-37。
9.江玉玲，2010，頁43-80。
10.George Leslie Mackay, From far Formosa: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 Ed. by the Rev. J. A. Macdonal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896, p. 147.
11.江玉玲，《聖詩歌：臺灣第一本教會聖詩的歷史溯源》，臺北：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4，頁199。
12.Mackay，1896，頁320。
13.Mackey，1896，頁296。
14.江玉玲，2004，頁333-337。
15.江玉玲，2004，頁395。
16.江玉玲，2004，頁397。John Julian, “For ever with the Lord”, Dictionary of Hymnology, London: John Murray, 1908, p. 381.
17.江玉玲，2004，頁74。
18.江玉玲，2004，頁521。唯當時誤載為英國盧梭，在此更正。
19.〈Sèng Si Koa〉，《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第189卷，1900年12月，頁93-94。
20.〈Pó．Ióng-sim-sîn-si〉，《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第106卷，1894年2月6日-3月7日，頁10。江玉玲，〈【Rock of Ages】與【萬世磐】─甘為霖譯詞與詩歌創作探討〉，《關渡音樂學刊》第8期，臺北：臺北藝術大學，2008，頁149。
21.江玉玲，〈以1923年版《聖詩》與1926年版《Séng Si》首次出現曲目追溯2009年版臺語《聖詩》的詞曲來源〉，《臺灣音樂研究》第9期，2009，頁60。
22.江玉玲，〈臺語《聖詩》中的「世界音樂」初探〉，《關渡音樂學刊》第3期，2005，頁65。
23.G. Kinsky and H. Halm, Das Werk Beethovens. Thematisch-Bibliographisches Verzeichnis seiner saemtlichen vollendeten Kompositionen, München: G. Henle, 1955, pp. 37-38.
24.它的其他調名（tune name）包括CONSOLATION、CONTEMPLATION、DE GYLLNE PORTAR ÖPPNA STÅ、DJUPY SJUNKER ÅRET I SIN GÅNG、HAIL, ALPHA AND OMEGA, HAIL、O LORD, OUR LITTLE ONES、SJUNG HERRENS PRIS MED LOFSÅNG及STÄM IN MED DEM SOM PRISA GUD等八種。D. Dewitt Wasson, Hymtune Index and Related Hymn Materials, vol II, no. 07798, 1998, pp. 1135-1136.
25.出版於John Relly Beard的A Collection of Hymns for Public and Private Worship（公私禮拜聖詩集）第274首。John Relly Beard, “Pray for our country”, A Collection of Hymns for Public and Private Worship, London: John Green, 1837, p. 224. 出版時並未附譜。同一年瑞福爾德也為維多利亞女王登基譜寫一系列Lays of Loyalty（忠誠歌曲）出版，但是這本Lays of Loyalty並未收錄該曲。John Reynell Wreford, Lays of Loyalty,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and Co., 1837.
26.Christian Utz. Ein Feld “entorteter” Identitäten. Essentialismus und Differenz in der neuen Musik Chinas und Japans, Musik-Wissenschaft an ihren Grenzen. Manfred Angerer zum 50. Geburtstag, 2004, pp.187-205. 黃一農，〈中國民歌《茉莉花》的西傳與東歸〉，《文與哲》第9期，2006年12月，頁1-16。白潔，〈明清俗曲《茉莉花》曲牌的流變〉，《魯東大學學報》第5期，2008，頁74-77。
27.江玉玲，2005，頁49。
【引用文獻】
〈Pó．Ióng-sim-sîn-si〉，《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第106卷，1894年2月6日-3月7日，頁10。
〈Sèng Si Koa〉，《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第189卷，1900年12月，頁93-94。
《Ióng-Sim Sîn Si》（Khîm Phó．），﹝廈門：萃經堂﹞，1914。
《Séng Si Koa》，﹝臺南：教士會書房﹞，1900。
《Séng Si》（Khîm Phó．），臺南：新樓書房，1926。
《聖詩》，臺北：偕叡廉，1923。
《聖詩Séng Si》，臺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2009。
《聖詩Séng Si》，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1937。
《聖詩Séng Si》，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1964。
《養心神詩》，福州：華美書局，1872。此版本為1871年再版，見江玉玲，2004，頁62-63。
Beard, John Relly. A Collection of Hymns for Public and Private Worship. London: John Green, 1837.
Julian, John. “For ever with the Lord,” Dictionary of Hymnology. London: John Murray, 1908, p. 381.
Kinsky, G. and Halm, H.. Das Werk Beethovens. Thematisch-Bibliographisches Verzeichnis seiner saemtlichen vollendeten Kompositionen. München: G. Henle, 1955.
Mackay, George Leslie.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 Ed. by the Rev. J. A. Macdonal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896.
Utz, Christian. “Ein Feld ’entorteter’ Identitäten. Essentialismus und Differenz in der neuen Musik Chinas und Japans,” Musik-Wissenschaft an ihren Grenzen. Manfred Angerer zum 50. Geburtstag.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4. pp. 187-205.
Wasson, D. Dewitt. Hymtune Index and Related Hymn Materials. three volumes, Scarecrow Press, Lanham, Maryland, 1998.
Wreford, John Reynell. Lays of Loyalty.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and Co., 1837.
白潔，〈明清俗曲《茉莉花》曲牌的流變〉，《魯東大學學報》第5期，2008，頁74-77。
江玉玲，〈【Rock of Ages】與【萬世磐】─甘為霖譯詞與詩歌創作探討〉，《關渡音樂學刊》第8期，臺北：臺北藝術大學，2008。
───，〈以1923年版《聖詩》與1926年版《Séng Si》首次出現曲目追溯2009年版臺語《聖詩》的詞曲來源〉，《臺灣音樂研究》第9期，2009。
───，〈臺語《聖詩》中的「世界音樂」初探〉，《關渡音樂學刊》第3期，2005。
───，《聖詩歌：臺灣第一本教會聖詩的歷史溯源》，臺北：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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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佳音，〈葡萄牙人與「福爾摩沙」：並論1582年的船難〉，《歷史月刊》第220期，2006。
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Jose Mareia Alvarez）著，李毓中等譯，《西班牙人在臺灣（1626-1642）》，臺北：南天書局，2006。（原著1930年）。
黃一農，〈中國民歌《茉莉花》的西傳與東歸〉，《文與哲》第9期，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