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離開工廠,編輯離開編輯台

《廢墟影像晶體計劃》,高俊宏,2013。圖片來源—高俊宏創作檔案

As the workers leave the factory, so the editors leave the magazine

文———陳琬尹

《藝術觀點ACT》改版10週年線上特輯,2019年1月出版

2011年,是我第一次到訪南藝,為了報考研究所,考前的一晚住在南藝老江南風格建築旁的一個潮濕房間,行李中除了一些自己整理的筆記,隨身帶著的就是改版後的《藝術觀點ACT》全套。所謂「全套」那時候應該也只有四本吧——「我來不及搞前衛」、「邁向視覺檔案:歷史、幽靈、影像性」、「策展機器與生命政治」、「反抗影像.身體暴動:八○年代媒體檔案的歷史回顧」,那是《ACT》甫改版的第一年,透過同好的引薦,我認真地收集每一期。在北部的租所一面小心翼翼地翻閱、觸摸其中的裝幀和排版,一面對台南這所藝術大學的思想能量充滿無限遐想,熱血沸騰。《ACT》創刊號的鮮明亮黃色封面,在夜宿烏山頭的考前夜裡有點像是護身符的作用,睡前我重新讀了關於1980年代的專題,心滿意足地就寢。現在回想起來,如果雜誌有靈,或許就是在這種時刻,會從書裡飄幽出來,貼在天花板上俯看一名虔誠的讀者,然後賜給他一個美夢吧。而這或許也是我對藝術雜誌的情感最純粹的幾年,當一名全然天真的讀者。

入學後,我很快地加入《ACT》編輯團,不過「編輯」為何事,我事實上沒有任何概念。雖然大學時愛跑二手書店、上網路賣場搜刮老雜誌和舊書,但所有編輯工作的流程,例如催稿、校對、配圖、落版、報帳、核銷的種種魔鬼細節,都是在《ACT》學來的;參與了一年以後,我專心回歸研究生的身分寫論文,在畢業前進入台北的藝術雜誌出版社擔任執行編輯,待了三年。和同輩間許多優秀雜誌編輯的職涯歲月相比,我投身雜誌編輯的時間並不算長,不過卻也足以使我的雜誌癖逐漸地沾染了幾分世故。

藝評生態的重省:從出版社到游擊

進入業界雜誌的經驗與《ACT》不同,辦雜誌牽涉人事、編輯團隊、勞動薪資、效益評估,在商業運作邏輯的媒體架構下,尚有利益與政治關係須納入考量。在一個擁有金錢就等同擁有購買媒體版面之條件的時代裡,藝術雜誌的客觀性和藝術評論的力道,有時候存在著難解的矛盾。初入業界,我常在拜訪各大小藝術展開幕的過程中,回想起萬德男孩所完成的惡名壯舉——「萬德畫會名家三人展」,三位年輕藝術家對於畫會展覽僵化陳述的嘲諷,其中的戲謔和荒謬並不和現實有多大差別。曾經,一位客戶(這是我們對廣告買主的稱謂)在開幕訪談中告訴我,他是因為神明託夢而開始畫畫,無師自通,而後畫作多由信徒購買收藏,展場一旁裝扮貴氣的女性信眾與我分享「老師的畫作」有著什麼樣保佑生靈的能量。曾有人說,藝術家某種程度上也像是神棍、甚至是自溺的佈道者,然而,眼前的場景似乎讓那條曖昧的邊界更顯得無所遁形,而我的職責,便是以文字將其包裝。日子久了,我發現一幅咖啡店牆面上從連鎖家具店買來的複製畫也能讓我天花亂墜評析一段,使我不得不相信,詞藻的耗費可能是一項意外練成的求生技能——如何適時地避重就輕,放大那些最無所謂的部分,客戶滿意,老闆放心。在我的經驗中,一本藝術月刊,除去由編輯部所主導的專題、專欄、國內外展覽報導、評論邀約、藝術新聞等部分,剩餘的大多是由畫廊主、協會、展覽單位、政府部門透過廣告部接洽所購買的頁面;它可能是一頁廣告,也可能是一篇置入性行銷的文章。出刊當日從手中雜誌的厚薄程度,甚至可以略知廣告部本月的業績表現。寸頁寸金的雜誌版面裡,該是支付稿費或是收取廣告費,得依據主事者的經驗判斷,若沒有一定的道行,有時很難理出其中的人情世故與江湖規則。

「萬德畫會寫生名家三聯展」海報。圖片提供—陳琬尹

這些是我在進入業界雜誌社之前,所未能預期的體會。過去幾年間,在台灣為數不多的藝術雜誌裡,有的因為營收不善而收刊、有的為了轉型線上誌進行縮編、有的則選擇以不變應萬變,但共通點都是第一線編輯工作者的過量工時和高度疲勞,每當周末來臨,還有數個畫廊開幕和座談活動填充行程,出刊日總是追著展覽在跑。那些日子,往往是在心力耗盡的谷底時,我會想起馬克思所說的理想生活:「早晨打獵,下午釣魚,晚上養牛,晚飯後討論哲學、評論時事!」幻想那條從異化關係裡逃逸的可能縫隙。曾經有一段時間,《ACT》的幾位編輯各自進到主流藝術雜誌的第一線文字工崗位,彼此成為同業,而隨著職業週期和公司架構的變化,這些年也都陸續離開。有時候,我會對於一個沒有藝術雜誌的藝術生態展開想像:新聞報導、展覽資訊缺少了刊載平台,藝術生產和評論之間的競合關係失去舞台,具有時效性的藝術事件無從啟動……雖然這些狀況聽起來讓藝術場景荒涼不少,不過,更加貼合現實的卻是,在數位網絡時代的台灣,越來越少藝術家、策展人、評論者、藝術觀眾擁有閱讀一本藝術雜誌的需求和渴望。雜食性的讀者,對於特定作者的信任程度,甚至更大過於媒體平台,以至於在出版業稿費問題為多方詬病、產業集體過勞的大環境之中,一些青少輩的自由寫作者已放棄等待雜誌和媒體對於文章的背書,轉而在自己建立的網路發表平台進行計畫性的系列寫作;游擊和獨立,仍舊是起身行動的出路。

記憶與實踐的勾畫:《ACT》的十年軌跡

回憶起來,在《ACT》的一年,除了是一段思想方略的啟蒙歲月,更像是處在安逸的同溫層之中,成員之間的關係帶有公社式的革命情感和獨特的幽默風格。那些編輯會議裡的共談、藝術家工作室的拜訪、評論觀點之間的對話能量,提供了許多感性的節點,激勵著每一根腦筋。距離我所參與的《ACT》,已經有五年的時間,企圖回顧《ACT》十年來的軌跡或許有些失準,但在我的印象所及之處,《ACT》的主編群曾經創造一些雜誌編輯工作的魔幻時刻,像是擊中了歷史的音叉那樣,共振的低鳴傳播開來。譬如一個無頭的形象,貫穿了70年代藝文歷史的某種恍惚與失落,在吳耀忠的油畫作品《山路》、張照堂的《剎那間的容顏》裡,對於一種抽象卻又共感的時代狀態,進行分析和探索;它總是企圖奠基在這些重新出土、尚待詮釋的文本閱讀經驗中,同時,從細節進行解構,拼湊出另一個問題意識的樣貌,保持與歷史檔案之間的有機關係。

《ACT》做為一個藝術生產的調度平台,吸納研究生、學者、藝術家共同發動不同程度的事件,擁有與當前台灣藝文現況產生對話的重要特質,像是當時因為《ACT》的專題企劃而邀集評論者進入南藝,在「尋畫」計畫中林麗雲引介了屬於吳耀忠的左翼歷史、陳傳興談著他的美學養成和島嶼寫作拍攝計畫、高重黎展示著一卡皮箱內的小發明,又或是編輯部跟著主編北往南返,馬拉松式地訪談跨域影像實驗特質的錄像藝術家和紀錄片工作者,以及台南美術館在前置規劃期,整個編輯團一併被拉進了市議會參與報告,那樣主動出擊、介入地方政治的時刻。有的時候,《ACT》溢出的能量不一定發生在刊物本身,例如2013年高俊宏的「廢墟晶體計畫」與蔡明亮的新片《郊遊》在樹林台汽客運站的場景意外交會,既不是預先寫好的劇本,也不是一場有規模的拍片合作,反而像是出自於同代創作者的相似脈搏。當高俊宏在廢墟的牆面上留下一幅壁畫,勘景中偶然與這幅壁畫相遇的蔡導,選擇將電影結束在對這幅壁畫的凝視。彼此並不相知的藝術家,直到蔡導受邀至南藝擔任客座講師,才發現廢墟壁畫作者的真面目。那時,《ACT》籌辦的研討會「影像、偶然、非秩序:重探台灣藝術的當代性」便是在這些基礎上展開。

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一次遙遠的旅行印象持續浮現我的腦海,那是某個年節前後,由《ACT》編輯群策畫的一次環島旅行。旅程接近尾聲我才到宜蘭與大家會合,一團人在羅東夜市吃喝了一頓,隔日沿著宜蘭縣社福館、慶和橋津梅棧道走訪黃聲遠的建築作品,午後拜訪「田中央工作室」。在工作室後方的露台上,建築師黃聲遠向我們提起眼前廢棄軍用機場的歷史,在員山機堡地景博物館和羅東文化工場為我們說明建築結構的設計理念。我幾乎忘記那次的旅遊細節,但蘭陽平原的印象此後便像是我職場歲月裡的瑪德蓮蛋糕,連結著一個在地的漫長改造能量,和編輯台的夥伴情誼。《ACT》的研究、策畫、出版,走過十年的時間,即將迎來的似乎是一個更待挑戰的明日。而在學院之外,當編輯離開編輯台,下一個實踐場,又將會在何處?


陳琬尹
畢業於台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曾任多年藝術雜誌編輯,目前就讀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藝術與文化學系博士班


【ACT改版10週年特輯】 To Edit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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