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uture of the Multitude: The Possibility of East Asia Becoming Unified in Art/Action
文———蔣伯欣
《藝術觀點ACT》47期，2011年7月出版
一
二○○九年是六四的二十周年，我與一眾友人都感到要為六四做點事，於是連結起來，籌組「P-at-riot：八十後六四文化祭」（後簡稱「文化祭」）。【註一】文化祭最大的出發點，是對應一種長久以來就紀念六四的一種消極無力的狀態，我們希望六四不再是包袱和傷疤，而是強調廿年前北京學生對民主的追求，為社會上的不公義而發聲的精神。正如絕食書的一句話：「國家是我們的國家，人民是我們的人民，我們不喊，誰喊？」提示的是年輕一代的社會身分和責任。
文化祭以「八十後」（八十年代出生）作為一條劃開代際經驗的界線，在六四的時候，即使最大年紀的，當年只有九歲，對六四的印象便會是模模糊糊，但恰恰是這種「似有還無」，卻帶出傳承與交接的急切感。另一方面，八十後的年齡為廿九至十九歲，當年北京的學生也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但今天國內貪腐問題仍然嚴重，言論自由的打壓變本加厲，身處不同時空，兩代青年可有什麼相互呼應的特質？今日國內的八零後在謊言中成長，對他們而言，重提六四已是不愛國的行為，香港作為中國境內唯一仍能公開大規模悼念六四的地方，兩地八十／八零後的對照，也反映到這城的獨特時空。
就六四而言，社會上的討論往往集中在平反／忘記的對辯，常處於「有嘢講，無計傾」（各自表述）的兩極狀態。文化祭中，我們期望藉不同面向的文化活動，打開／深化認識六四的可能性，鼓動同代及更年輕一代的參與。當中包括藝術展覽，街頭藝術行動，音樂會，野餐讀書會和電影放映會等，一方面為同代人提供一些較容易參與的平台，也期望提供一個較軟性的角度，打開認識事情的情感向度。
其實，六四的討論一直側重於「平反六四」的矛盾，也就是整個民運最後的血腥結局上，部分原因是一直以來，悼念六四的活動是由支持「平反六四」、並親身經歷的一代所主導的表態政治，團體只需動員這一群隱藏的群眾，參與每年的燭光晚會，而個體只需站出來表態。反之，文化祭指向的是理想主義的精神，並連繫到當下的狀態，期望構建一個讓討論橫向伸展的平台，注重的是人傳人的方法，它不是一種儀式，而是一個個源自獨立個體生命的政治和抵抗。
翌年，我與友人們創辦了社區藝術空間：「活化廳」，期望實踐一種建立在生活關係上的
社區藝術，也思考到結合社區網絡的藝術行動有什麼可能性。我們從收集社區歷史的角度出發，策劃了「六十四件事」這一年，【註二】我們更進一步關心「六四」可怎樣傳承：六四如何與一般人產生內聯，建立意義？
去年的文化祭中，我與當時的參展藝術家做了一些訪談，了解「八十後」這一代是怎樣認識六四？又是什麼驅使他們今天為六四站出來發聲？而我發現那些引發我們更有興趣追溯六四的驅動可能就是一首歌、老師說過的一段話、父母某年六四翻看的錄影帶…，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故事，卻真實地發生在我們的經驗，緊密地扣連當下的生命。那些人物是曾經與我們相遇，殘留在記憶，即使並不耳聞目視，但重要的是觸碰到今日的追求，卻仍被壓抑的價值。因此歷史並非斷裂，而是每個曾經直接、間接參與者心中的故事，當中涉及情感的元素，便可以與藝術碰撞和整理。
比如說，六四以後，很多父母當年為初生的孩子，改了些與六四有關的名字，如津津（June）、天安等。但對於廿年後長大成人的津津而言，那種情緒是難以連繫的，但這些隱藏在名字裡的價值，卻不自覺地傳承到下一代人心裡。這些情感隱藏在他們的名字，也隱藏在一些真實的故事中。若歷史的話語權掌握在統治者手裡，而民間就像在歷史的廢墟中，去尋找一些有用的碎片，藝術的角色是提供一個再現這些碎片的線索，讓個人連接過去，兩者產生內在經驗上的關連。
「來往廣場的單車」是我與鐘惠恩共同策劃的一次藝術行動（重申這是藝術行動，而非單車遊行）；【註三】行動期望在社區中重現港人在六四記憶的一些片段。在六四的眾多符號中，我們選了單車。一般而言，六四的符號總是坦克、軍人、血，都是一些消極的符號，單車卻是一個較少被挪用的，但從六四零零碎碎的片段中，學生騎著自行車穿梭廣場，互通消息，及至後來軍隊進城，學生騎單車運送傷者，單車代表個體，代表青春、輕盈、自主，他們既是分散，也是集合…。而來往廣場，穿梭城市的單車，也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慢慢消失，那又與六四慢慢被政權慢慢清洗似有相連…。因此，這一行動期望在六四當日，於香港重演一幕學生騎著自行車穿過城市的景觀，讓參與者想像當天學生的心情，連結起來重提這城市的過去。另一方面，行動路線途經數個地區，並隱藏著一些快被遺忘的社區歷史，如行動的起點油麻地正是當年於六四後發生一場暴亂（相信由左派支持的）而令之後的一些悼念活動被迫取消，又或是尖沙咀文化廣場上的雕塑原為紀念六四死難學生，本名為《自由戰士》的雕塑，後被英國政府改為《翱翔的法國人》。與其說是對外的姿態宣示，行動更著重參與者的內在感受，過程中更注重參加者創造的經驗。
直接行動有種回應現狀的迫切性，但也是一種偶發、欠組識，每次重新動員的聚合，這也是行動之為行動的原因。如果只是製造媒體效果，變成一種姿態，所謂行動又改變了什麼？藝術未必對事情構成直接改變，但所謂的改變，正如行動前也不可預測是否必然成功或失敗，而箇中過程與累積下來的討論，才是建立身分認同的基礎。雖是遲緩、間接，但能累積前進，也彌足珍貴。藝術沒有力求改變別人／世界的意圖，開放想像也是一種對管治機器去政治的對抗，而更重要是，藝術讓我們停下來關注當下你我連結的一刻。
【註釋】
一、成員包括葉浩麟、區華欣、李俊峰、梁御東、湯映彤、張鐵樑、蔡芷筠和何婷婷。P-at-riot 可解作，pee-at-riot, people-at-riot, party-at-riot…，合拼起來則作patriot之意。
二、見http://www.64incidents.blogspot.com/。
三、見http://politicalartproject.blogspot.com/search/label/Cycling%20to%20the%20squ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