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uture of the Multitude: The Possibility of East Asia Becoming Unified in Art/Action
文———蔣伯欣
《藝術觀點ACT》47期，2011年7月出版
一
一│香港的「被」毀與青年的反「動」
九七回歸已過十數載，香港特區管治的片面發展思維，獨向金融、地產傾斜、官商勾結，少理民生民意，兼向北京強權靠攏而損害法治，使社會環境愈況難忍，不著催化港人的行動意識。二○○六年底因中環填海工程而出現的捍衛天星碼頭運動，爆發了年輕人闖入工地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繼後再戰彼鄰的皇后碼頭時，「本土行動」成員等整盤留守的抗爭新模式和倡議的城市空間政治及價值觀，可算劃啟了社會新時代。這場運動後，民間力量轉投不同地方，社運漸得更多青年援手：如針對舊區重建的不公安排，由灣仔利東街轉戰到深水埗，為黃乃忠花牌師傅的留守上訴齊作聲援。
有些藝術工作者，逐步轉化或走出傳統展覽模式，刻意安排藝術家駐場介入重建區，或而以活動形式，藉不同團體力量把時代廣場化成各路人馬進行空間「騎劫」活動的遊樂場，【註一】針對公共空間私有化管理等議題，藝術家程展緯、羅文樂等「政藝小組」成員，一再追擊過大警權和檢控惡法等。至於從天星到天水圍出現的「我們就是社會」藝術行動群體，【註二】於六四屠殺二十周年，搖身成「P-at-riot八十後六四文化祭」青年軍，自發與影響香港極深的六四做世代新對話，並辦了在會考歷史科試場外大量派發模擬試題等街頭行動。
各路舊雨新知，因二○○九年政府堅持興建內地高鐵香港支段直達西九龍的天價撥款爭議，及因而需要清拆菜園村等沿線事件，續步匯流成為對社會極富影響力的「八十後」社運新力量。既跨世代，卻有強烈新世代指涉的八十後，以「五區苦行」把意象深刻的行為隊伍擴到各區平常大眾的生活街頭、眾多風格化短片及自創感人樂曲產生的網絡宣傳和動員、特色的特刊與遊行及不同動員節目等，標榜「快樂抗爭」的姿態，【註三】一時間，似使社運的文化藝術創意元素有所刷新與加強。
比較我在二○○八年以「斷估唔拉」計畫邀請如「自治八樓」（學聯社運資源中心）、「獨立媒體」等構思短借藝術平台資源的作為，【註四】八十後藝術界跟社運界新一波接合無疑更密切有機地自促的發生。這發展既吻合世界的藝術與社運走向，實也反映香港作為典型全球化都市及中共特區的獨特情勢。本文第二部，會以社會政治向度的激化情勢（行動主義）為脈絡，概述香港藝術行動者們置身的參與位置，及至最後第三部，筆者則會對「藝術行動者」提法中政治與美學、藝術及社運關連，概作結語。
二│撕裂霸權．隙縫生機
在香港，政治意識和參與向來不被鼓勵，藝術的處境也好不到哪裡。偏偏《明報》「星期日生活」專欄自二○○三年迄今持續每周邀請藝術家軟性回應時事，使得如藝術家白雙全等一些概念性的藝術行為（不若政治漫畫已被框限的），開始進入大眾視野。但雖說藝術逐步被包裝成創意社會格局下的棋子，權力單位的政治忌諱還是存在，審
查事件也時有所聞，雖更多是以資源掌控等方式間接運作，並與「去政治」意識型態為同謀。不要讓某事「政治化」的言論（包括出自藝術家口）司空見慣，「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更是不斷被官員政客和財閥扭曲放大，使看不過眼的評論人朗天便嘗以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的民主本該為「異識」（dissensus），【註五】反拆那實際取消政治的「共識」美詞，給當權者補上美學課。
香港政府長期以作為最自由的金融體系為榮，卻無視貧富懸殊系數亦在發達中國家間稱冠；以金融是瞻，放棄實業，港人起居生活都被地產財團所壟斷剝削。在舊區縉紳化、城市過度管理、物業瘋租狂炒、鄉郊遭破壞等狀況下，保育的行動近年一波接一波，而地產霸權亦成為社運界對社會深層次問題的聚焦點。本地英語大報揭發港府利益輸送地產發展商的天水圍發展秘密協議，解破該區長期社區經濟失衡成因，不但鐵證如山，實且血淚斑斑。
從反高鐵起，（也是「P-at-riot」野餐讀書會嘉賓之一的）評論人陳雲以升級的「終局評論」狠批「地產黨」導致專欄被刪；潘慧嫻的《地產霸權》（二○一○）一書，續為輿論升溫。【註六】反地產霸權的重要，還在於議會仍留有偏袒商家利益的「功能組別」議席，形成中央對香港民主發展的箝制以外，內部阻攔全民普選的死結。以公民抗命、直接行動捍衛公義、挑戰特權，以觸動權勢者神經的補選「變相」公投「起義」，都是為掙開傳統議會的無能框框、 「和平、理性」的示威遊行散會的失效套路，撕裂政治化妝描繪的「和諧」虛相。
隨激進抗爭路線政黨冒現，二○○九年政府
拋出擴增區議會功能組別的立法會政改方案，終引致泛民主派分裂內訌；然而八十後行動者，從來就更相信「我代表我自己」（也是他們對於警方提問誰是活動負責人的典型答覆）。爭取開放大氣電波的地下電台「FM101」，跟針對政府廠廈「假活化」（實際驅趕小廠戶和文化藝術用家的）政策而奔走的「自活社」，好些成員也抱持與音樂藝術相連的生活態度。這些年輕友儕既有與建制周旋的能耐，更每每在電光火石間，促成如以「零八憲章」聯署者身分北上，組成人鏈強闖大陸邊境關卡等爆炸性行動。在《今天》「香港『回歸』十年」專號裡談與「八樓」成員開闢旺角行人專區經驗的黃衍仁，【註七】把車公籤文、苦行經驗、陳滅詩作一一化成歌曲，更見慢火煲出的人情細味。
相對於「搞事」的「滋事」性質，藝術圈以「作品」之名而產生的類近「搞作」，除程展緯的各式空間「騎劫」，有「C&G藝術單位」的出位示威，為民發聲的「香港投訴合唱團」，敢於走在街頭、觸碰時事政治的行為藝術群體，連同實驗社區藝術及開闢時事政治藝術平臺的「活化廳」等，不斷摸石過河，在政府大搞西九龍文娛區的當下，在下層機動地尋找新可能。「Ah P」抵死的抗議歌曲的網上普及，也拓闊過去如「噪音合作社」（後稱「迷你噪音」）社運歌曲所未及的空間和世代聽眾。全民網上「惡搞」亦已成為普遍常態，更偶爾躍出網絡集結行動。因為艾未未「被消失」，則除觸發全城的塗鴉攻勢，新成立的「藝術公民」也在二千多人參加的特色遊行後，繼有搞作不息。
九七前於學院出現的文化研究漸趨成熟外，通識教育也在中學啟動，兆基創意書院的
特色中學出現，更意味建制內改革路線終能涉足普及教育的社會再生產線。作家董啟章的教育小說《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上／二○一○）描繪了一群讀書會青年把思想連結行動的動魄實驗。【註八】寫出時代經典《市場，去死吧！》的詩人陳滅（陳智德），【註九】從文學旁及文化政治，反映一股建立本土意識和傳統的努力，希望通過重新認識被主流所隱蔽了的本地抗爭歷史，拾覓資源續行「解殖」之路。
回看反高鐵運動，呼籲請假遊行與擔當巡守，正指向一種離開日常規律，提問何種價值重要和優先。高鐵代表的全球化／全國發展／珠江灣區規劃生活，與農村社區生活，正是兩種極端的價值路向。把土地從金錢著眼的「地產」概念渡回「田地生產」，八十後學習有機務農的「生活館」出現，絕非偶然。相對菜園村「廢墟藝術節」意味抗爭終需轉向新村建設，並由民間記者朱凱迪總結菜園村反迫遷社會運動的多項突破，【註十】馬屎埔等地迎戰地產商，還望能曠日持久。
隨中港兩地關係愈發緊密，不著改變港人生活的每個層面，作為中國境內唯一自由發聲之地，同也受內地維穩打壓升級而響起警號；如海內外維權人士與藝術家不獲許入境，六四晚會再多的燭光亦難挽褪色的「一國兩制」。香港實在面臨了一個社會核心價值崩蝕、公民基本權利不保的惡劣時刻。行動的激化，是對遊戲規則根本地不滿，拒絕坐以待斃，唯靠不按規則的行動，和現存的秩序割裂，覓尋打出新天的缺口。
三│當代藝術平台的自由光譜和弔詭
香港的社會矛盾，內存在嚴重結構性問題，外受中共政治強硬掌控，難望體制內理順，民間轉而著力另闢本土的自主空間，關注公共空間的自發秩序和多元公平性，留意城市社區和自然保育的生活細節，無疑慢慢開導另一種重視個體行動的公共政治價值。評論人梁文道在保衛皇后碼頭運動尾聲，已對官員說過：時間始終是站在年輕抗爭者一邊的。【註十一】「八十後」的分水嶺，或盲打誤撞因「八九民運」而提出，卻未嘗不可解讀為年輕一輩面對上輩經歷過六四屠殺而竟向中國經濟崛起的現實集體叩頭的現存秩序不恥（無辜）為謀的潛然猛省，並繼在反高鐵、護菜園運動中，牽起一股文化新波瀾。
在過去，香港先有社會工作者對「社會行動」的探索，後來也有關於「文化行動」的零星討論，如「噪音合作社」的凡人就借《或者藝術，或者革命──莫昭如的藝術實戰》出版場合，【註十二】談到民眾參與的政治與美學問題。已解散的「黑鳥樂隊」的郭達年，一直更以其與社運及人文關注高度結合的音樂提倡「藝行群」（artivist），強調自主互助的政治生活模態（多於刻求專業化生存發展）。然而，走這道路的藝術人一向不多；甚至「影行者」（v-artivist）介入社運的錄像路線，更多時候也不被包在藝圈視野之內。藝術界跟社運界本來的界線、新的更密切的關係究竟該如何說？
這趟「藝術行動」的所指所為，我想的確溢出「現代藝術」傳統的個體中心、靜態形式，介入社
會公共場域，同時放大藝術的社會作用。其在當下被提出來，有其充分的社會背景基礎，但相對於（本理應已自由跨涉政治無間的）「當代藝術」，其革新或重視什麼，使其需要被特別加以區分提論，又把（或能否把）大量相當不同的東西囊括？以藝術行動來作社運？以社運方式爭取社會中的文化藝術權益嗎？（從社會意識內容上言）那也是社運。若「藝術行動」有意連結社運（activism）想像，卻又頗著意區分，我個人還是會感到其中一份理論名目上（遂也現實上的）彆扭。藝術行動跟社運的連結點和區分處在哪裡？又或，問題可以這樣談嗎？或者，問題端在其與名正言順的「政治藝術」，難道是種排斥關係？這種排斥純是當代藝術光譜意義上為界定討論對象的用法（一如「政治藝術」）？或還是涉及對當代藝術本質基礎理解上的呢？
或者太多人都認定社運很現實及目標導向，回應具體問題，但藝術的想像力總欲超越現實，社運何嘗不該？創意只能給藝術專業壟斷？社運不是也應有文化氣息及生活底蘊、人文關懷的溝通面相？藝術家波依斯（Joseph Beuys）「擴展藝術觀」下的「社會雕塑」和「人人皆是一藝術家」作為當代藝術挑戰範式，不是早把兩者連繫了？使用「政治藝術」跟「行動藝術」帶性質上的不同，我懷疑，是「政治藝術」起碼仍嘗試異質化狹義的藝術本質，仍帶有的藝術／非藝術判準「不可決定」（undecidability）的挑戰，「行動藝術」卻像更重視藝術內（形式上？）的界分，否則，其是否先行以某種「行動藝術」下的藝術本位排除某些政治行動成為行動藝術之可能？（更甚地有意無意地抱緊了一種「去政治」的純藝術理念／藝術本質論？）
說藝術要與現實政治保持距離，保留自主性／本位才是對世界的有力批判一類說法，雖有其複雜深刻的現代淵源，但跳不出現實政治給藝術預留的位置（雖「政治地搞藝術」才也變得有其輪廓）。本地藝圈長期缺乏對於政治藝術、當代藝術的現代性美學典範和美學政治意涵的共同深入探討，不作正視，其實正與這種藝術意識灌輸互為表裡。（只因一再觸及本為平常不過的政治才被談及，也便足夠叫人洩氣，卻見當中的政治要害。）套用
理論家杜福（Thierry de Duve）的說法，唯名論（nominalism）傳統下的當代藝術其實（幾乎）什麼也允許（包括以政治革藝術的命），那是現代性審美的無根自反性，但也是當代藝術的自由基礎，重點歸根端看使用平台者想怎樣用它（構成意義的生成）。
藝術行動者無疑各有個人出發點，人人在欲推演藝術政治的理解和扣合程度上，本可以有所不同，藝術行動介入社會，策劃予對象開放參與／作為行動者的經驗，締造連結、製造普及效應種種，總得按個體性情、能力決心，面向現實處身社會市場、市民或特定對象觀眾，挑選策略，但無論在表面及內藏政治（洪席耶所言的police與politics）或多或寡或隱或現處著力，還得面對啟蒙／改變社會運動的「對象─主體」政治（介入的認受性／道德問題）。隨本文收錄在此次《藝術觀點ACT》「東亞安那其」專題的兩位香港八十後作者的近距觀察中，李俊峰在談及六四相關的幾次行動，揭示年輕策畫人的一些考量和針對「介入」的「對話」起點；區華欣則更多從一名參與「反高鐵、撐菜園」社運的年輕藝術家，反思在這征途上「疊合」的「身分」進路與身心感知。在他們有同有異的進路前，我更感需要關心的，可不是他們合理進路的分歧、策略的設計，而是包容他們的光譜平台是如何可能（也間接是其他更多的誰，可不可成為平台的使用者的那一重政治）。
當藝術與生活結合已構成藝術界線的政治問題常態時，藝術跟社運間，相對於介入和互補添增厚度，更有挑戰性的說法是通過「政治美學／美學的政治」上闡釋的結合，提出一種（臨界點／緊急狀態中）質疑現存界線不斷的「生命政治」。如書法人葉浩麟參與製作反高鐵橫額，是否可拒絕區分那是藝術，那是工具，那是社運，因為人在這裡，生活在這裡，藝術在這裡，社運同在這裡。這活脫是一場撕裂現存框架的重整生活踐行實驗。把一些隱藏現況問題通過藝術手法形象化呈示，有程展緯以現實體制為行動素材（藝術館、藝術村、警權…）做的建制批判；另如龐一鳴坐言起行的「一年唔幫襯大地產商」也有對常人不可思議卻現身說法的戲劇性；反高鐵的苦行，固然亦也感人，但法案通過當晚全體進行的「宇宙大苦行」，達到圍堵立法會的形態，迫使官員狼藉出走，難道不同是場漂亮的政治藝術行動。
四│踰越的非常狀態美學（政治）
二○○七年，臨急受邀為香港回歸十周年一個展覽寫成的〈本土─當代：後後九七的香港社會與藝術行動〉文章，【註十三】我選了主力談論關於保衛皇后碼頭社會運動的一些觀察，與其說想提出清晰的「藝術行動」概念，倒不如說，其實是我執意在一個藝展刊物的平台談社會行動，作為一個學習藝術這樣背景的人，表白自己感覺香港後回歸最重要發生著的東西是什麼，最吸引我的最大社會創新（即便藝術文化）能量在哪裡。間接地反映本地藝術界的反應觸覺和參與不足，意圖無疑是有，卻是以拿著現存「藝術身分」的圈子的社會意識及參與來評量。另而，也順道測試內地藝術刊物發表文章的底線，而結果如引用作家龍應台的一些段落也的確遭刪──在那文章中我覺得必要提及曾作客香港
的龍應台，是因其在談及如天星、西九等公共議題時一再提出「如果我是…一個小市民，我會用盡力氣發起公民反抗運動」，給我一種知恥之心。
天星一役，無疑是探討我認識「行動」的關鍵。曾作為楊秀卓（一名香港政治藝術先行者）的學生、嘗言以政治評論作為志業的八十後青年陳景輝就曾說：
我覺得（整個運動的轉捩點）是去年（二○○六年）十二月我們開始衝進天星碼頭工地現場的那一刻。最初我們只是很靜態地展示標語，弄些很藝術的東西來抗議，單純地表達意見；但是當我們進入（天星碼頭）工地，爬上推土機之後，事情就變成了「直接行動」式的社會運動了。這個變化的意義在於之前我們只是表達意見，希望和政府對話，可是後來我們發現政府根本不理會你，也不回答你的問題；於是我們就得直接用身體去阻擋它，拉住它，叫它停手了。【註十四】
在這社會運動「行動」的關鍵時刻，藝術在哪裡？沒錯，藝術表面正似被揚棄了，但是通過個體（肢體真身）於行動中具體（具「體位」在場）的時空接連，正說出藝術下一步其實究竟要走向什麼地方，而不該是劃地自限，這個「變化的意義」於我，才是談藝術行動的重要視野，在引述自〈八、九點鐘的太陽〉（二○○七）的訪問前，梁文道就按加了這樣的一段話來理解行動者：
…我心裡清楚，我們是不同的，因為他（陳景輝）做到了我做不到的事；當我還在單純地使用大腦計算與謀策的時候，他已經走上人格修煉的境界了。【註十五】
藝術「行動」，我期望，作為「行動」，必須一再帶引自己向揚棄自己的彼岸作嘗試，把自己的界線重寫。或者，社運確不能完全自由，相反藝術卻完全有自由，以杜福當代重寫康德美學判斷的「如果」（as if）公式，把自己化身成「變相」社運，面對自身以精英傳統前提如何擁抱當代民主價值的弔詭，挑戰自己自由屬性如何安頓平等的政治訴求。在緊急狀態當前，執著地實踐（社會）公義「先於」（個人）藝術、體驗公民「先於」藝術家的身分，挑起藝術非藝術界線本身的政治，自省站在平台上從事藝術的意義，或才能讓我們體味，洪席耶的美學觀，跟把平等作為其政治哲學的前題為何本就是同一回事。
註釋】
一、把「騎劫」空間行動在香港發揚光大的，不得不提藝術家程展緯。程展緯在《明報》「星期日生活」的創作專欄，正是以「騎劫遊樂場」為名。在程展緯策劃的一個展覽《香港需要「騎劫」》（2008）的介紹中，對於「騎劫」有過這一番解說：「『騎劫』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挑戰空間詮釋權的活動，透過個體的能力短暫地在建制者手中改變部分的空間使用權和法則，讓市民對空間奪回一種主動聯想的意欲。香港需要『騎劫』，因為香港的『暴力』不只在電影美學中。只是，現實生活中隱藏的『暴力空間政策』，卻能與市民的生活相安無事地並存──趕絕了小販就是為了衞生，褫奪居港權是為了方便管治，殲滅了舊區是為了發展。在這個根深蒂固地相信『安定』與『繁榮』必然相連的年代，單一價值與秩序佔領了空間所有的想像。…在香港不同的地方進行觀察，然後行動。有的幽默，有的說教，有的抒情，有的無厘頭，…就是向單一化的香港空間發了一聲『不！』我確實相信，當市民接受騎劫活動作為文娛康樂活動之時，我們就有能力對抗操控空間的專權者。」
二、「我們就是社會」出自香港新浪潮導演譚家明的《烈火青春》（1982），戲中演員張國榮、葉童等幾個人飾的角色在離島生活，似是與世無爭，一天葉童忽然問道：「我們對社會好像沒什麼貢獻？」張國榮卻答道：「什麼社會，我們就是社會。」至於「P-at-riot」則既可讀作「Pee-at-riot」、解作「Party-at-riot」等歧義，合拼起來則為「Patriot」（愛國者）。提出以「八十後」名目用以回應六四的李俊峰，當初原想承接學者呂大樂提出的香港世代論分析，強調由年輕一代自執身分的話語權，然而無意間把內地的「八零後」說成了廣東話較為順口的「八十後」，說法於是在兩者間成了一個分別。按李俊峰言，八十後的集體經驗，正好成長於六四之後與九七回歸前的一段時期，身分意識上也剛在最後一代港英殖民與第一代中國香港人的夾縫之間，由對中國身分欠缺認同甚至反感，到中學期間突然需要學習普通話與唱國歌…。「P-at-riot八十後六四文化祭」印製的模擬試題，形式跟真實試卷無異，其問題中所關於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的中國近代史內容，卻正是香港中學歷史課本與課程長期不是完全省略，就是輕輕帶過、時而被遭扭曲的課題。該試卷題目例如包括了要學生透過一幀趙紫陽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照片，從陪同者的身影辨出溫家寶，另還包括了現時平反六四會對社會和經濟穩定產生何種影響的正反意見試析等。
三、陳雲在其〈快樂抗爭之道〉（刊於《信報》2010年7月27日），提出快樂政治來自分享，以對話啟發民眾成為自由探索真相的人，締結組織抵抗當分化和離間；縱眼前非樂土，以樂土的平等心與歡喜心，耕好心田，仍可使壓迫者及民眾看到抗爭者即將收穫的果實，展示一種值得嚮往的道德價值和生活方式。陳雲更指互聯網點對點（Peer-to-peer）的平等分享，使思想交流與抗爭行動別開生面地結合，文化藝術除超越階級的視野限制，聯繫不同的生活領域，擴大彼此的同理心，更能讓民眾理解到整體解放為何物。
四、關於「八十後」前，說明如下：《斷估唔拉》（2008）為筆者聯策的一個展覽，欲試在後設的「策展」脈絡下開展「文化圍堵政治」的連結邀請，直接間接拉合的陣容，包括自治八樓（學聯社運資源中心）＋影行者、獨立媒體、字花、民間博物館計畫等組織，以及如程展緯、黃慧妍、羅文樂、江記（江康泉）、黃照達、Samantha Culp、郭達年等獨立藝術工作者。雖無意作整體的檢閱，但多少可一窺「八十後」出現前本地文化行動（者）的圖譜。
五、朗天，〈當權者都該上的一課──洪席耶的教訓〉，《明報》「星期日生活．本土文化簿」專欄，2011年2月13日。
六、參見陳雲編，《九評地產黨》，香港：次文化堂，2011；以及潘慧嫻的《地產霸權》，香港：天窗出版，2010。
七、黃守仁（黃衍仁），〈西洋菜街慢火滾八樓與我〉，《今天》，2007「香港（回歸）十年」專號，頁101-107。
八、董啟章，《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臺北：麥田，2010。
九、陳滅（陳智德），《市場，去死吧！》，香港：麥穗，2008。
十、朱凱迪，〈菜園村反迫遷運動七大突破〉，2011，原刊於派發單張。另轉刊於inmediahk.net。
十一、梁文道，〈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明報》，2007年8月2日。另轉刊於inmediahk.net。
十二、凡人，〈文化行動的政治與美學〉，收錄於《或者藝術，或者革命──莫昭如的藝術實戰》，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考會（香港分會），2004，頁170-174。
十三、〈本土─當代：後後九七的香港社會與藝術行動〉，收入張頌仁策劃上海當代美術館的《地軸轉移──香港藝術家對香港回歸十周年的回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總社，2007。另轉刊於inmediahk.net。
十四、梁文道，〈八、九點鐘的太陽〉，《明報》，2007年8月5日。另轉刊於inmediahk.net。
十五、同上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