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plendid Era——The Confit and Fus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from the East Asia Art Circ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文——林素幸
《藝術觀點ACT》98期，2024年7月出版
二十世紀初對東亞而言是個不平靜的世紀，各國互動頻繁，其中包括了戰爭、外交、經貿交流以及藝術與文化。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年）和日俄戰爭（1904-1905年）對日本來說，開打這兩場戰爭的原因，是為了防堵俄國的南下策略。二十世紀初日俄戰爭的勝利使得日本一躍成為世界強國之一，在藝術文化上，日本因而在世界舞台上積極扮演成為東亞「話語權」的代表。戰爭與動亂的時代，讓中國許多古代珍貴的文物輾轉流傳到日本、英國和法國等國家，「收藏」、「展覽」、「社團」、「文化外交」等成了二十世紀文化界重要的關鍵字。但也因為動亂與危機的時代，激勵了許多藝術家更加守護傳統或者決定走出傳統，因此，二十世紀的東亞藝壇可以說是一個百花齊放的黃金時代。
賴國生教授〈東亞的藝術秘藏與其在近現代的重新發現〉一文，除了從莫高窟藏經洞、奈良東大寺、法隆寺及山東龍興寺的佛教秘藏，爬梳中國與世界各地博物館的合作關係及中日藝術風格的交流與影響外，還梳理了《五馬圖》（1086-1094）、《甘露水》（1919-1921）等作品如何受到政治等因素之影響，而秘藏不見與重見天日。不同於上述收藏家或博物館因為各種因素將藝術作品秘藏起來，二十世紀初各式大大小小的展覽可以說是在世界各國如火如荼地舉行。孫淳美教授〈一九二○年代巴黎萬國博覽會的東亞展示——兼論福爾摩沙茶藝館〉一文即透過晚清外交官黎庶昌（1837-1898）所寫的〈巴黎大會紀略〉（1877）來觀看一九○○年巴黎萬國博覽會中的帝國視野。此外，文中還提到一九二五年巴黎萬國博覽會中國館和日本館的差異。如同其在文中所提：
較之民初政府的無感，日本政府對『萬博會』可是傾盡全力的投入。
而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也因日本政府的積極參與世界，「福爾摩沙茶（Formosa Tea）」於此時得以照亮塞納河畔的水面。誠如賴國生教授在其文章所提：
二十世紀時常被認為是一個傳統與現代的轉捩點。
當林風眠（1900-1991）、林文錚（1903-1989）等「前衛」藝術家們在歐陸試圖展現自我時，「傳統」的力量仍在一九二○年代的中國藝壇占有極大的影響力。「中國畫會」、「宣南畫社」等社團，就積極透過收藏、展覽和出版等「現代」行動，力挽狂瀾撐起傳統的大旗。學者沈淑琦、徐鉑坤所著〈余紹宋的學藝之路和宣南畫社 〉一文從社團的角度著眼，討論余紹宋（1883-1949）的藝術地位。古代中國文人聚會多以雅集稱，「畫社」（painting society）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是相當進步與現代的團體名稱。如同他們在文中所提余紹宋於民初一九一五年主導創立宣南畫社，開中國首都近代畫社之先河，是民國初期重要畫社的代表之一。宣南畫社融合傳統師徒制和現代學校師生制的群體學習，雖然畫社沒有嚴格的制度章程，但不送往迎來的自由作風，也制定輪值表維持鬆馳有度的機制。值得一提的是，該畫社也兼具藝術收藏、鑑定的藝術知識，與北京藝術市場流通與消費的功能，這在現代化的進程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同樣是從社團和收藏的角度切入，吳國豪教授〈上虞丁念先的書法、學術與收藏〉一文是以「一代隸聖」丁念先為例，闡明其師承與書風。丁念先（1906-1969）出生於浙江上虞，專攻文史與金石考據，並曾加入中國第一個全國性書畫學術社團「中國畫會」。丁氏於二戰後眾多渡海來臺的書家群體中，非常活躍。他在臺灣藝壇成立了「中國藝苑」，此為一九四九年後臺灣第一個書畫團體，對於「民國美術在臺灣」的承與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此外，丁念先畢生收藏中國傳統書畫與法帖碑版精品百餘件，對臺灣二十世紀藝文界的發展更是有著不可輕忽的影響。
同樣是傳統書畫家，王舒津教授所討論的〈歷史偏光鏡：蕭愻與民國山水畫〉提到了一九二一到一九三一年中日聯合舉辦了許多現代畫與古代畫的展覽，短短十年間中日共舉辦了五次現代繪畫聯展與三次的中國古畫展。這些展覽不但讓我們了解到當時「現代中國畫」市場價格，也讓我們看到當時誰是畫壇的「明日之星」。但王舒津教授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當時在中日畫壇如日中天的蕭愻（1883-1944），為何在今日的書畫研究卻是默默無聞？我們所知道的民國美術史究竟是個怎麼樣片面的美術史？作為一個藝術史學者，我們又該如何書寫、如何建構？這些都是我們該思考的問題。
除了「收藏」、「展覽」、「社團」在二十世紀東亞文化藝術扮演重要角色外，「文化外交」也是一個不可輕忽的軟實力展現。如同孫淳美教授在其文章所提，一九二五年時中國和日本都曾試圖在巴黎萬國博覽會做出其「現代展示」，在二戰期間，中國許多藝術家也都曾赴南洋或美國努力於募款或進行文化外交，張書旂（1900-1957）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張書旂是中國現代美術史上一位重要的畫家，其一九二二年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接受了包括素描、寫生、色彩等西洋美術的教育，同時他又從呂鳳子（1886-1959）學習中國畫；他在近代中國畫壇上被認為是繼任伯年（1840-1895）之後有相當成就的花鳥畫家。一九四○ 年，張書旂創作了一幅大幅花鳥畫《世界和平使者》（又稱《百鴿圖》）乃為慶祝美國羅斯福總統第三屆連任，試圖增進中美邦交，及喚起美國對正在艱難抗戰中的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與同情。誠如許溪老師在〈張書旂與《百鴿圖》：中美文化外交中的一頁〉一文中所提：
民國時期的任何重要事件都有國際維度，這既與其社會政治背景緊密相連，更可從中觀察在東西方文傳播、衝擊中，中國知識分子在文化形象的反思和再塑中的積極實踐。
張氏這種「精緻而混融」的「新國畫」在二十世紀的畫壇或文化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時代意義，都帶給我們從不同角度觀看藝術家。
同樣也是混融，但不同的是在發生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潘昌雨教授〈圖像．詮釋．AI〉一文，以日本統治臺灣四十周年博覽會的兩張知名海報為出發點，並以當今Chat-GPT工具對話，分析其圖像、風格與對話及意義外，還引導學生以AI進行再創作，從中思考當今科技的侷限和反思藝術史學的核心價值為何？是篇與傳統思路截然不同的文章。作為藝術家，藝評家或藝術史學者，我們應該怎麼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又該怎麼面對與詮釋不斷「出土」的「秘藏」？這些都是身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必須面臨的挑戰。
林素幸
我對臺灣、日本與中國藝術之間的愛恨情仇，一直有著深厚的興趣。對「美術」與「設計」之間的糾葛，也始終保持高度的好奇心。因為被兒童的純真與創意所吸引，又讓我一頭栽進繪本的研究。哈，用雜食動物來形容我應該一點也不為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