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暴力與藝術違章結界

Re-Territorialization of Multitude under the Violence of Neo-Liberalism

文———高俊宏、龔卓軍
《藝術觀點ACT》48期,2011年10月出版

本期藝術觀點某方面延續了第47期蔣伯欣主編的「東亞安那其:藝術行動主義與諸眾的蜂起」,此次我們進一步把焦點轉回臺灣。從東亞轉回臺灣,意味著有一種極端化的經濟─政治暴力模式普遍展現在東亞、臺灣、乃至於地球上的多數國家,特別在1980年代以降的西方世界以及1990年代以降的臺灣,而這種經濟─政治暴力模式無疑已經拓展成一種全球性、合理、精細而無立即危機感的生活內涵: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以臺灣而言,有別於戒嚴時期高壓統治下的國家暴力,現今的經濟─政治暴力重新藉「國家」為工具成為更為精巧也更為赤裸的形式,並實踐於一般人的生活(藝術家當然不例外),將活生生「生活場域」的構成要素(土地、居所、通訊、油品…)悄然轉化為以產值計算而高度放任、去管制化的「自由市場」機制,這便是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基本模式,是1990年代以降臺灣開放管制產業的背景,同時也是本專題「新自由主義下的文化抵抗」的描述背景。無疑地,從土地開發、賤賣國土、強遷強拆、學術生產,乃至於文化創意產業掛帥的文化政策,無一不在這樣的「自由市場」掛帥的概念中被慢慢地塑形。

從新自由主義問題到創作者的主動離散、諸眾結界,意味著一種面對臺灣目前經濟─政治暴力情勢的另類反抗策略,然而我們並非要藉由新自由主義這個一般大眾並不非常熟悉的名詞(相對於資本主義)進行渲染,而臺灣許多具領土、部落、反抗、獨立意識的創作者也並非充分意識到他們所作所為是為了「反新自由主義」或者「反文化」。但是,假使專題的「配置」有一個反身性觀點的話,那麼「配置」本身便意含著一種藉由零星的已知事件的篩選、交結、景深化,推往某個尚待實證案例去擴充辯證的認識性對象。本次專輯中強烈背景性對象,便是新自由主義,以及其影響下重商、重利不重情理的現況,專題並嘗試從更高卻也更全面的經濟─政治─生命制約的構造,重新指出我們在這樣的構造下所產出空間、身體、結界的批判性藝術基進(radical)路徑,從而進一步思考臺灣普遍無感的生活背後那些龐然大物,那些需要衝撞、結界及游離的身體想像去解開的不可思考者。

同樣在這一條經濟─政治─生命制約性的基進批判路徑之中,我們對於當代藝術的視野就必須認真地(或許再次地)從總體性的角度進行改寫,以經濟─政治─生命制約的角度,甚至從經濟學外部性(externality)的無辜第三者及反擊之道的觀點,取代文化─本土─主體性的想像辯證,與取代過去僅僅是從各式各樣的雙年、三年、文件展中,從國際展覽歷史的權力關係脈絡中建立的藝術觀點。因為我們清楚,各式各樣新形態的作品分析,遠然不足以支撐我們去討論更為複雜的當代藝術問題,特別是其背景:「當代國家」。處在一種同傳統國家概念極為不同的權力組構(我們可以從企業家治國的角度輕易了解國家已近乎崩解,淪為財團運作的輔助機器),當代藝術的工作、發生場域基本上也不例外於這個組構,這也促使我們更加注意臺灣在進一步成為資本化機器的危境中,藝術如何可能?

改變靈魂的新自由主義

當代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大抵發生在1990年代左右,然而從1973年智利皮諾契(Pinochet)政權就進行了第一場國家型新自由主義實驗(由美國政權及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所強力支柱),短暫的成功導致了後續美國的雷根主義(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註1】以及英國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註2】繼續施行。 後續,1989年針對拉丁美洲經濟問題辯論所產生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更是扮演了推進的關鍵點,並大抵上明確揭示了產業取消政府管制、削減公共福利開支、國營企業私有化、金融與貿易自由化、掃除外資對境內投資的障礙、反對社會福利以及最低工資等。【註3】基本上,我們可以將其視為資本主義的進階版,也就是資本主義不死之屍裡面的新鬼。持平而論,這一系列的策略有其正面之處,例如短暫穩定金融秩序、增進經濟成長等,但是在今天,以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的利益作為主要導向的目標仍然值得高度批評。在臺灣,它導致了近二十年來傳統財團積極跨涉原有的公營事業(石油、金融、通訊、鐵路…),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描述這種狀況將形成階級力量的復辟,並指出馬克思資本主義開端的「原始」累積將會延續到今天土地商品化、高利貸、信貸系統的奪取式累積(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因此,資本主義概念已不足以深入描述的是1990年代以降臺灣財團擴張的模式,自由市場背後是極端不對等的資本角力,中研院助研究員李宗榮博士便表示,臺灣近二十年的資本市場多數是1990年代那些掌握國營企業私有化以及戮力於政商關係鋪陳的企業家手中,因此導致中小企業出頭天時代的消失。

這是一種改變靈魂的制度,講究市場效益至上的思維,作用於我們生命的許多角落,從一般書店擺在最前排的勵志類、投資類、效率類的書,甚至連帶波及了作為中立知識生產的學院以及學術為產值而思考的傾斜化,這些皆屬當下急迫的問題。以知識生產為例,林麗雲在《台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一書中便以新聞傳播學術研究為例,【註4】從反攻復國、國家發展到現今的「向全球或在地轉」階段,也就是這個階段中,國際新自由主義所引進的市場導向讓學術研究難有獨立之處,她並引用東森集團王令麟的驚人之語:「不要跟我講你的專業,show me the money!」 作為當今臺灣學術生產所面臨的情況。【註5】

當然,單純就以新自由主義的發生及擴張來理解整個臺灣土地上所發生的事,顯然並不完全充分,這也不意味著我們同意再度讓社會的公共財走回國家化而缺乏效率的老路。然而人的改變是清楚的,特別是1990年代以後,我們已經可以察覺一種不太一樣的身體感落差:就二十出頭年紀的人而言,新自由主義擴張所帶來的生活改變,時間上重疊了他們的生命成長過程。換言之,他們沒有全臺灣只有一家中油加油站的那種受管控式的生命經驗,他們也不太能理解全臺灣只有一家電話公司(以前稱為交通部電信總局,1996年後改稱為中華電信)的情況,更不太能體會電視頻道只有三台的那種寂寥至死的人生。現在,選擇電話公司的依據是各種價格、匯率、折扣,而選擇加油站則是依據降價、贈品、洗車卷乃至於油質。在公營事業私有化之後,消費的經驗變成是多方誘因以及價格落差的考量,無盡的生命選項取代了單一化的國家物質管控,但它的背後,卻是更為複雜的市場─價格─慾望結構:另一種自由市場的管控(regulation)! 再次明言,我們並非肯定國家管控單一產業所造成的傾斜式不公平,但我們必須更加注意當代生活中那種無盡選擇背後隱含的另類暴力結構。從這種改變靈魂式的經濟形構之中,一種訴諸個人碎體化的、微觀的、感官愉悅的作品價值被產值化所肯定,它帶來了多重選擇及美好洋溢的消費氛圍,這就是消費至上主義經常談論的「歡愉」(pleasure)勝過於「休閒」、「滿足」的必要性概念,也就是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在論述西方晚期資本主義時所提出「須臾美學」問題的延展,更是我們當下日常性的場景 。

甚至,回到我們熟悉的藝術場域來看,公部門所極欲推動的文化創意產業(即便我們的「文創」能力大多還停留在手工業階段),其所設定的最基本理念無疑是「產值」、華山創意園區極高價位的展覽空間租金、臺北市立美術館法人化及特展的商業運作、暴增的公關公司狂標「公共藝術」的畸形狀態,甚至連藝術教育體制也可能存在的「show me the money!」的王令麟式思維。「show me the money!」已經不僅僅是一種生命概念中的選項,它進而提升到某種命令!促進市場、促進消費、改造靈魂!

如何結界?

談到這些,臺灣多數的藝文工作者不是搖頭就是再搖一次頭,失望的邏輯通常在於無法找到解決之道。然而在行動主義的觀點之中,「解決問題」與「面對問題」是兩個層次,行動主義者通常選擇面對、衝向無解的問題,以「死不了」、「不斷重生」作為反擊制度的啟蒙式做法。因而,在這個看似龐大不可逆的潮浪之中,我們更有必要從臺灣「國家等同資產」的市場化隱性暴力結構中再次尋找藝術在此中的對抗以及結界可能,關於這一點,謝英俊的組合式建築所形成的經濟自主性便值得關注。建築師出身的謝英俊非常了解營造市場典型的技術壟斷問題,從他近幾年的川震組合屋,乃至於莫拉克風災後興建的臺東嘉蘭部落(中繼屋)、屏東瑪家農場(永久屋)等家屋建築,【註6】「自主性」、「合作倫理」的想像一直是協力造屋的精神結界所在,而這種結界設域便立基於對大財團壟斷營造市場的反抗以及對人與人、人與空間、人與家之間既創造性又返璞歸真的交往。

另外,同樣面對自由市場所嚴重侵擾的空間問題,臺灣近期炙熱的國土清算、都市更新問題,更進一步將前述新自由主義的問題提升到「法」與「利潤」結合的謬思之中。國家扮演土地商品化的第一推手,枉顧都市既有紋理與建築樣態的自然淘汰及自然遷移機制,侵害憲法中的基本人權,在這個處境之下,無論是臺北市的永春虎、華光社區乃至於紹興社區,皆出現了文化、社運、藝術工作者前後投入進行不同層次對抗以及連結的狀態,在這些目前仍進行中的抗爭案例之中,我們逐漸發現文化、社運、藝術創作者與受災(害) 社群之間多重的對話關係,同時透過這樣的對話結盟,直接面對國家土地商品化制度所引來的暴力衝擊。同時,從高雄李宇軒以及豆皮的《濱線發聲》、打狗驛復駛計畫,乃至於更為年輕世代諸如青年樂生聯盟的樂生保留抗爭、直走咖啡及諾努克的青年反抗意識連結,以及北藝大跨域所組成的干擾學院,也都直接、間接參與了近來臺灣各地的抗爭運動。而此種運動型結界,往往藉由在地空間或者透過學院、網路、咖啡館或老社區作為集結點,形成從實體到虛擬媒介不同「基地」空間樣態的文化抵抗串聯。

同時,回到個體藝術工作者的觀察之中,近年來臺灣藝術工作者逐漸展現的社會關注是一個值得深入的問題,從1990年代末以降的「關係美學」到「藝術介入社會」、「藝術介入空間」,雖然引發一連串或正或負的評價,但是藝術個體確實逐漸從「畫室─畫廊」的線性關係脫離出來,從而進入更為複雜的社會場域,也正因為社會場域的複雜性,進入社會場域的方式便從「冷眼」、「介入」、「參與」到「生根」不一而足。在這之中,葉偉立是一個值得從「生根」狀態來理解的案例,他質樸地形容創作活動及他的空間改創如同種一棵樹,一旦樹木茁壯,樹下便會有人乘涼,只是他的樹,是一棵經由他自己以及吳語心的勞動及汗水所灌溉出來的藝術概念之樹,而從寶藏巖「交換技術」的理想社會,到埔心日新街乃至於目前的「test drive」工作室空間,緩慢而勞心勞力的空間改創(善)、真誠的思考、以及幽靈般「為什麼我會在這裡?」自我存在感的當下省思,形成了以行動者為核心的強有力結界之姿。

這些在地結界的狀況,與近年來邊緣、零碎、無用空間的改造以及創作所可能給出的「賦權」有關(此一空間改創的另一條軸線為1990年代後期以降臺灣官方及私人「替代空間」的運作),也因為零散空間經由藝術工作者種種特質的創作賦權(或加權),位處臺灣地理邊緣的許多角落開始產生某種既邊陲又中心的強度,當然也產生許多擾動,即便多數行動者─空間改創仍與私人工作室、私人工作團隊的屬性有所關聯,但其所投射出來的文化象徵以及潛在投身在地公共事務的能量,仍不可小覷,都蘭的「意識部落」便是其中一個例子。王應棠在本專輯中以「意識部落」為例,提到原住民當代創作者抵抗主流社會的「微弱的力與美」的精神性,也連結到「意識部落」的空間(東海岸)以及組成(原住民創作者)特殊的在地回應策略,也值得作為臺灣當下自由市場掛帥的窒息感下另一種生存、創作態度的參照。

另外,近年來以臺灣為基地的芬蘭建築師馬可.卡薩格蘭(Marco Casagrande)和他的建築廢墟學院(Ruin Aca-demy),有意識地不將歐陸現代主義以降的都市、建築思維套用於臺灣,而採取非常在地的觀察及取材,來進行他的空間非主流論述,從中發掘廢墟、無序的魔力。在2006年高雄衛武營仍是廢墟狀態的臺灣設計博覽會佈展過程中,他曾提及臺灣充斥著引人的能量,這種能量也是他來到臺灣的原因,雖然這樣的觀點不免存在於許多西方人對於「亞洲」的異邦迷戀,然而馬可更將這種觀察同基進空間(radical space)策略連結在一起。而這種基進及無政府感,無論是見縫就鑽蛇行神技的臺灣開車經驗、乃至於從松山機場起飛俯瞰臺北市成為極度驚人的頂樓加蓋「綠鐵片海」,在臺灣是非常為普遍的,而馬可將「同意」無序、無政府感作為他的方法論,並將此內涵移轉為對西方世界主導的空間霸權觀進行批判,他同時將無序、無政府作為精神結界及測量工具,也將西方人眼中臺灣幾近於亂世的空間特質翻轉為一個批判西方現代化空間的參照點。

主動離散中的自我改寫

就上述而言,本專題以新自由主義深刻影響下的當今臺灣作為背景,就幾種不同的藝術抵抗以及結界樣態做梳理,從經濟、人倫結界的協力(自立)造屋;直接與新自由主義政策對槓的都更、核四、國土清算的藝術社會運動型結界;行動者─空間改創型的藝術行動者結界,乃至於以無序廢墟作為批判策略的基進空間精神性結界。在這些發生在臺灣島嶼的諸多創作串聯事件之中,我們更進一步從中導引出一條強烈的力量之線:另外一種離散(diaspora),一種不同於國族概念下的流亡離散,一種希望性的、自主性的主動離散,一種流動的、朝向他方進行屯墾的藝術姿態。例如「意識部落」吉普賽感的工作結盟形態,便是自主地藉由空間、族群、社群等分化(differenciation)方式進行自我區隔及定位;也例如謝英俊的建築團隊從臺灣、四川到西藏的建築之路;更如同「西天到中土」放置於旅路中的主體性辯證。因此,藝術的離散意味著從飽滿的主流階層中分化、流離出來、創造相對的話語自主權的意味。

古典的離散概念中,薩福蘭(William Safran)對Diaspora做了分類描述,概述為:1.中心到分散;2.家鄉神話記憶存取;3.接待國的疏離感;4.渴望回歸祖土;5.持續支持家鄉;6.集體認同。在這種國境主義的大寫離散思考下,我們會看到諸如Chinese Diaspora、 Irish Diaspora等。然而當代群體的聚合因素更加複雜,超越了以族群為主國族主義下被迫流亡離散者,更加是一種社群階層、文化認同之間的差異所形成有目的的離散。以藝術諸眾來說,結界的「集合點」往往來自於對精緻化、壟斷化資本思維的背離,在藝術實踐的場域中,這種由中心到分散的輻輳不再是古典離散所思考的流亡問題,而是一種創造性的流放─結界動作,這幾年臺灣盛行的「島內移民」到「藝術移民」(以都蘭為例)便是清楚的例子。即便離散總是同當下的身分狀態(身分的變動總是透過空間移動不斷產生變化、辯證)有非常大的關聯,但我們仍可從中區分出國族離散(古典型、全然被動的、文學型、散佈型的)以及主動離散(當代型、帶有希望的、經濟型、設立結界)的區別。而主動離散也因此被我們描述為發生在近來藝術工作者四處游離、到處工作結盟的狀態,同時它也以背離自己原初的身體處境的方式,探詢了重新改寫自我的契機。

從主動離散到諸眾結界,最深觸及的就是這個改寫的問題:究竟我們有沒有可能從更異質的、開放對抗能量的角度來對自己的生命進行改寫?從陳界仁探詢「諸眾如何可能?」的問題開始,便觸及了「我們該如何想像諸眾」的未來性,我們該如何想像自己?或者我們該如何想像「想像」本身?這牽涉到如何書寫自己這個基本問題,在這裡面藝術的主動性往往勝過千言萬語,身體動力、幽情觸動與實際行動有可能讓制約空間轉化為批判空間,透過創造性的角度書寫自己的空間,從島嶼文化歷史的單一敘事窠臼中跳脫出來,也從我們所熟知一般教科歷史的認識架構中(也就是從戒嚴到解嚴的政治轉變所引動的生命經驗轉變),轉向經濟─政治─生命制約的場域之中,形成一個更為基進的參與者。在日本核災突顯的「為什麼非得要核能」、乃至於英國暴動突顯的經濟不平等造成民眾壓力問題之後,我們正需要更高以及更為跳躍的想像改寫自己的處境,透過離散與結界進一步思考「諸眾如何可能?」的問題,它涉及了我們與國家經濟、文化制度連結的程度,更進一步,涉及了我們如何從新自由主義這樣的瘋狂機制中獲取更為主動位置的想像及欲望。

超越體驗經濟:例外狀態中的諸眾結界

關係美學的潛藏問題,就像生活美學、公民美學與社區營造的潛藏問題一樣,在於新自由主義文化政治對一切異質力量的吸納,如今已有無所不在的「體驗式經濟」模式,不斷推陳出新,消解群眾的異質生命能量於各種嘉年華式的藝術節、景觀擺置,幾無異於大型的集體互動線上遊戲,個體在這個活動中的原子化、孤離與片斷對話,缺乏長時延的質變效應。大家在短時間裡解放慾望,匿名互動,結果是根本的消費生活方式不僅並未改變,反而更助長了「體驗經濟」與新自由主義的共謀。
是的,的確沒有人可以自外於社會,體驗式經濟也讓我們感覺到這個社會的形變活力與無所不在,但是,體驗經濟並沒有創造出任何例外狀態,或者,並沒有在例外狀態中進行創造。王墨林〈違章建戶的難民政治學〉、高俊宏〈「僕人的僕人」的空間返權抗爭〉對於永春虎、華光社區和紹興社區的討論,就是從例外狀態出發,揭發體驗式經濟所不願觸碰的觸法和法外體驗,這種狀態逼使《藝術觀點ACT》編輯群走出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極限,在例外狀態的共伴過程中,體驗到危機共同體的身動力交往,林暉鈞與《藝術觀點ACT》編輯群 、南藝博士班與音樂系、北藝跨藝所共同舉辦的影像訪談紀錄與「紹興音樂會」,就是這種身動力交往轉化為紀錄影像、轉化為音樂展演的長時延實驗。簡偉斯的〈從移民/移工影展看離散者的主體發聲〉,指出臺灣一系列的移民/移工影展,所呈現出的諸種例外狀態的諸眾、「僕人的僕人」,如何在這些影展中進一步結界,在原本虛假自限的多元文化主義宣稱中,打破語言文化的限制,透過影像引發身動力與情動性。就此而言,媒介形式的問題不可謂不重要,而藝術的呈現,本來的命運就是來得太慢,但同時也可能是因為藝術家將要求他自己走得太遠。簡子傑〈從稀釋到在乎:高俊宏近期作品如何轉向社會〉,討論的是觀念藝術家高俊宏的近期轉向,以及回應黃孫權近期的批評文章〈我想寫本什麼都沒有的書〉。簡單的說,觀念藝術家並不是在寫書,而是在進行身體、空間、媒介材料、時間與宣告的行動,雖然包含了某種自我抹消的現代藝術本體論問題,但這種自我抹消,就其時空與身體實際而言,又不等於完全的空無;其中,一種例外狀態──「身動力」痕跡的打開與後遺效應,其特異的政治性能量,這種美學政治,或者值得過於執著於集體社會行動的政治美學思維者,再加以考慮。

最後,本期《藝術觀點ACT》很高興邀到了陳光興與張頌仁為「西天到中土」計畫,各寫了一篇引介與討論兼具深度的文章。張頌仁從「瞭解天竺如何應付現代西方的改造」,對照中國全盤西化的現況,視此計畫為互相借重的歷史力量,邱志傑選擇一條十九世紀印度裔特務被遞送入西藏的路線反向重走,這種透過移動身體聚眾的方式,具體落實了這種相互借重,「印中思想對話」更創造了相互借重的話語實踐的事件平台,以締造當代命運下的友誼。「印中思想對話」的主要推動者陳光興,更指出這個引發中國大陸知識界熱烈反應的對話,除了經濟上的競爭趨勢外,也因為中國對國際知名的印度知識團體「Subaltern Studies」與其當代藝術界的深密關聯長期欠缺了解。但是,中國大陸能夠迅速在此時此刻形成某種新的內在動力,越過歐美理論中介與殖民,形成直接對話的磁場,值得臺灣自省:究竟對中國大陸與印度的了解,有沒有內在的動力?這種知識界與當代藝術界的結界與亞洲跨國族對話的內在動力,的確是本期專題探索、反思與行動的關鍵焦點。

陳光興在文末,語重心長地提醒了《藝術觀點ACT》兩件事:我們抵制體制的同時,卻大聲慶賀自己受到體制的獎項,談論東亞安那其的同時,卻仍然依附著流行歐美理論語言與思想資源。我們如實接受這兩個批評,並希望藉由第一步的生存下來,繼續如實的土地、人民與歷史踏查,透過批評與理論的疏理,走出自我反思、更具主體性的天空。

挪用柄谷行人的話:「我們要形成一個『參加示威是理所當然』的社會」,《藝術觀點ACT》想要說的是,在這個「國家=資本」的當下,我們慶賀自己初步生存下來,談論屬於亞洲自身處境的議題,我們要形成一個「參加諸眾結界是理所當然」的當代藝術社會,我們希望有千百個謝英俊的協力造屋運動、千百個廢墟建築學院、千百個埔心日新街、千百個濱線發聲、千百個紹興音樂會、千百個意識部落、千百個移工/移民影展、千百個干擾學院、千百個直走咖啡和諾努克青年,進行諸眾例外狀態中的主動離散與行動結界,在這個「轉向社會的身動力內核、轉換主體欲望模式、主動離散自由主義經濟」的基礎上,進行臺灣當代藝術的知識生產,像「從西天到中土」計畫一般,不再繼續套用關係美學、藝術介入社區或藝術介入社會的知識陳詞,從「僕人的僕人」狀態中出走,進行被治理者的空間自我賦權。

註釋

1. 1981年起雷根就任美國總統,開始推行諸如降低所得稅、降低利率、對商業行為撤消管制等經濟政策,他將就職演說中「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的想法落實在撤銷政府管控,放任自由市場的經濟實踐中。
2. 柴契爾主張大規模的私有化、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制、降低公共性支出、反對「福利國家」。一般咸信柴契爾主義的推行成功挽救了當時英國經濟的衰退,卻造成至今社會嚴重的分化。
3. 新自由主義為了支持自由市場的最大可能性,基本上是反對社會福利的。以柴契爾為例,她便致力於批判社會福利造成的「不勞而獲」,並曾經宣稱「沒有社會這種東西,只有個人,以及…他們的家庭」。
4. 林麗雲,《台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巨流:臺北,2004。
5. 郭奕伶,〈不要跟我講你的專業 Show me the money!〉,《商業週刊》第854期,2004,頁92-97。
6. 2009年莫拉克風災侵襲臺灣,謝英俊團隊受世界展望會以及紅十字會委託,進入多個災區部落進行家屋重建,透過災民動員參與,試圖透過簡化工法、簡化生產工具、進一步建立社區自主營建體系。在建築的規畫上,謝英俊同時認為,房屋的原型具備了開放性,讓使用者可以隨生活所需進行有限改造,進一步呈現有規律又不失原住民家屋多樣化的風貌。資料來源:謝英俊建築師+第三建築工作室Architect HSIEH and Atelier-3(網站連結失效)。


The Birth of the Vulnerab
封面木刻版畫|劇本:銀幕記憶第一幕|林欣怡,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