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erritorialization of Multitude under the Violence of Neo-Liberalism
文———高俊宏、龔卓軍
《藝術觀點ACT》48期，2011年10月出版
本3月11日東日本大震災以來，到6月11日已經三個月了。緊接著震災之後發生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的事故，不只在日本國內，也成為海外「反核、廢核示威」相繼發生的契機。東京地區，4月10日有高円寺示威，24日有代代木公園的遊行與芝公園的示威，5月7日則有澁谷區公所到表參道的示威。終於，6月11日，在日本全國各地發生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遊行隊伍中的作家與評論家等知識份子，頗受到注目。批評家柄谷行人先生，自從1960年安保鬥爭時的示威以來，相隔五十年之久，於芝公園再度參加示威。今後這些反核的行動，將走向何方？究竟核能發電廠有沒有可能廢除？我們請柄谷先生，為我們發表他的看法。（《週刊讀書人》編輯部，以下簡稱《週》編）
柄谷──有幾句話，我想在一開始先說清楚。自從地震發生，接著核能電廠發生災害以來，有一些事情日本人忘記了。一直到今年3月為止，我們的社會在討論些什麼話題？雷曼兄弟連動債事件後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少子化與高齡化所帶來的、日本經濟無可避免的衰退，以及低成長社會中我們該如何生存等等。日本的經濟並不是因為地震而衰退的；不遠的將來，世界經濟的危機必然會來臨。儘管如此，現在卻有人暢談「地震後的復興與商機」，也有人主張「轉向自然能源」。這些想法隱藏著一個前提，那就是「維持經濟成長，繼續參與世界資本主義競爭」。說這些話的人，前不久還在擔心經濟衰退的問題，現在卻故意無視其存在。本來世界經濟的瓦解就已迫在眉睫，而且今後它一定會到來。
不久之前，日本在低成長社會的現實之中，逐漸出現以「去資本主義化」為目標的傾向。但是，因為地震與核災，日本人忘了這件事；看看現在大家的思考方式，一副經濟還可能繼續成長的樣子。所以有人主張核能畢竟還是必要的，也有人提倡以自然能源取代核能。其實，我們只要減少能源的使用就好了；核能電廠的事故，正好為我們帶來改變的契機。但是大家卻不這麼想。大家還是拚命生產各式各樣多餘的商品，拚命消費，希望可以因此增加就業機會；這種凱因斯主義式的思考，還殘存在我們之間。地震之後，這樣的論調更是抬頭。當然，這種想法不可能實現；因為經濟的衰退並不是地震造成的。經濟衰退的命運，來自產業資本主義的本質。
長久以來，「資本＝國家」竭盡全力推動核能發電。有幾件事情，稍微思考一下就能明白。第一，日本歷史上，為核能發電的正當性辯解之理論，明顯地、不斷地改變。最早從南北韓戰爭時期開始，以「核能的和平用途」為藉口，進行核子武器的研發。一方面它也是美國的構想。這個動機雖然從來不曾公開，事實上現在仍然繼續著。再來是石油危機的時候，以「石油資源有限」為理由，大量建設核能發電廠以取代火力發電。這也是美國的戰略。因為他們無法控制中東產油國，所以意圖以核能發電來和他們對抗。接下來的宣傳策略，則主張火力發電會排放二氧化碳、導致地球暖化，因此核能發電是唯一的出路。事實上核能發電在製造鈾燃料、建造發電廠、事後的輻射能處理等等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和火力發電沒什麼兩樣。因此可知，這完全是謊言。「核能正當化」的理由不斷變來變去，和美國布希政權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一樣：一開始以「伊拉克擁有大量毀滅性武器」為理由宣戰；一旦證明其實伊拉克並沒有毀滅性武器，又改稱是為了伊拉克的民主化而戰。中途改變理由，就證明了那理由是虛假的，只是為了隱藏真正的動機。關於核能發電也是一樣；「核能之必要性」的理由變來變去，本身就證明了它的虛偽。
《週》編──原來如此。
柄谷──福島核災發生後，那些決定廢核的，都是沒有核子武器的國家，比方德國和義大利。這兩個國家在二次大戰時，和日本同屬軸心國。但是，日本卻不願意廢核。我覺得真正的原因在於日本這個「國家」，還抱持想擁有核子武器的野心，韓國也是這樣。俄國和印度，不用說，都擁有核武。我認為那些擁有核武，或者將來打算製造核武的國家，不可能廢除核能發電。因為使用鈾燃料的原子爐，可以生產鈽，而鈽是核彈的主要原料；發展核能之目的就是這個，沒有別的。「核能的和平用途」是一句謊話。其實一樣運用核能，也可以使用釷作為燃料。《核能發電安全革命》（古川和男著，文春新書）一書就寫道，作為燃料，釷比鈾安全，污染也低；發電機的體積較小，電力在輸送過程的損耗也少。但我認為他們就算知道，也不會採用；因為用釷作燃料，沒有辦法生產鈽。換句話說，不能生產核子武器。
如果以經濟效益來思考，就不會蓋核能發電廠。光是要處理現有的核廢棄物，就不知道要花多少錢。但是，明明知道不合經濟效益，還是硬要這樣做的，是國家；具體來說，就是軍方。軍方隨時都在想著敵人的事情。敵國如果擁有核武，我們也必須擁有核武。如果自己沒有，那就只好依附擁有核武的國家。只要有一絲可能性，國家就想要自己製造、自己擁有核武；經濟上的損益，並不在考慮範圍內。即使注定不合經濟效益，以國家的思維來說，卻非做不可。當然軍需產業會從中得利。美國的軍需產業最期待的，就是戰爭；日本也一樣。三菱就不用說了，東芝、日立都是軍需產業；核能電廠的建設是他們營業項目之一，還賣到別的國家去。如果日本廢止核能電廠，也就無法賣到別的國家，這些企業就慘了。所以他們絕對不會容許廢核的發生。因此主張廢核，最後一定會面臨放棄軍備、放棄戰爭的問題。
《週》編──可否請您談一談4月24日的示威活動？柄谷先生在您擔任講師的市民講座「長池講義」的網站上，表示「面對現在的情勢，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擴大反核示威的規模」，呼籲大家參加反核示威。您自己也親身參加了芝公園及澁谷區公所前的示威。距離您上一次參加街頭示威，已經有五十年了吧。是什麼原因讓您再度興起示威運動的念頭？可以請您說明嗎？
柄谷──關於參加示威，其實我很久以前就開始討論。從數年前開始，我多次在各種場合，發表以「為什麼大家不參加示威？」為題的演講。在《柄谷行人談政治》（中譯本：心靈工坊，2011）一書中，也談了這件事。為什麼日本的示威活動不見了？關於這一點，我也做了一些探討。3月11日以後，我突然明白了一些事。其實，1980年代日本曾經發生大規模的反核運動；但為什麼核能電廠的建設不但沒有停下來，至今已經蓋了五十四座？這個問題和示威活動之銷聲匿跡，是同一件事的兩個平行的現象，並不是兩件不一樣的事。
目前我們聽到的反核言論，1980年代就已經全部有人說過了。事實上，很多當時寫的書，最近重新出版，有不少讀者；這些書一點也不過時，現在仍然完全適用。令人驚訝的是，那時候的人所提出的核能發電的危險性、技術上的缺陷，到現在沒有任何一項獲得解決。核能電廠到如今仍然極為危險，而且無可避免地需要極度苛酷的勞動；幾乎可以說是半奴隸的勞動方式，從那時持續到今日，從未間斷。這一次的事故，讓我們重新注意到這件事。我們非反核不可的理由，並不是這次的災害才發現的；這些理由在1980年代，就已經非常清楚了。但既然如此，為什麼大家還是放任核能電廠的建設不斷繼續？其實我們並沒有受到真正的暴力強制，如今卻陷入無法反對核電的狀態。關於示威活動，也是同樣的情形；示威並沒有受到禁止，卻沒辦法發生。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突破這樣的狀態？我想了很多，也發表了很多看法；但是，結果除了自己帶頭參加示威以外，沒有別的辦法。對於「為什麼大家不參加示威」發表再多「評論」，也不會有任何作用；等得再久，示威也不會發生。我覺得「發生示威」竟然也能成為新聞，本身是一件可笑的事。但是，為了讓示威不再成為新聞，除了自己參加，沒有別的辦法。
《週》編──參加以後，您有什麼感想？
柄谷──覺得很舒服暢快呢！我本來還以為，參加者會是一些對示威活動抱有傳統的、固定看法的人；但實際看到他們以後，才知道完全不是那樣。甚至有不少人帶著孩子來參加呢。安保的時期我參加過無數的示威活動；這一次的示威，和那時有很大的不同。不過，說我有五十年沒有參加過示威了，那是指在日本；實際上我住在美國的那段期間，參加過好幾次。話雖如此，那時並不是刻意出門去參加。比方說，有十萬人的示威遊行隊伍從我家門前經過。我如果不穿過他們，就沒辦法到對街的咖啡廳去；既然如此，就順便加入他們。當然，也因為那是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示威，是我贊成的議題。這一次日本的示威活動，和那時候的情形很類似。
《週》編──您提到這次的示威和安保時期不一樣，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柄谷──1960年的示威，基本上是以工會為中心，但先頭部隊是學生的隊伍。「全學連」的示威──除了最後半年產生變化以外──也屬於國民共鬥會議中的一個集團，在綿長的示威隊伍中領頭。幾十萬人的參加者之中，大概有一到兩萬人是學生。
《週》編──學生與工會一起示威嗎？
柄谷──是的。不過，1960年以後，學生與勞工的合作關係就斷絕了。1960年末期，也就是所謂的全共鬥時期，學生的示威和勞工運動已經沒有任何聯繫。因為這個原因，示威開始變得過度激烈，一般的市民很難加入，也因此變得孤立。同樣的原因，造成1960年以後，就再沒有大規模的國民示威了。現在，大學已經沒有學生自治會，工會的力量也很薄弱。話說回來，東京電力的工會是支持核電的；工會團體所支持的民主黨，也支持核電。這些人不可能來參加示威。因此現在的示威，是由不屬於固定組織的個人集合而成的Association所發動。舉例來說，我們（長池評議會的成員）大概有五十個人；像我們這樣的小團體有很多。今後，如果有年輕人要發動示威，我也會一起行動。
《週》編──1991年波斯灣戰爭的時候，柄谷先生號召成立「文學工作者集會」，反對日本參戰。您在回顧那一段時間的時候，曾經表示「如果只有我一個人，大概不會有任何行動吧。」「（我自己）大多是被動的狀態」（《柄谷行人談政治》）。這一次您則親自號召群眾，而且還宣稱將來會繼續這樣做。
柄谷──我所謂的被動，指的是參加別人發起的示威，而不是自己發起，這樣而已。但是，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我完全不認為自己必須處於運動的中心或領導地位。不管是誰，只要有人發起就好；我們就去參加。只不過，就算發生示威了，單獨一個人是很難加入的；人和人之間如果沒有任何聯結，示威很難推動。所以我才會主張，Association 是必要的。
《週》編──《柄谷行人談政治》一書中，回顧2000年NAM成立的背景，您曾經這樣說：「在那個時期開始推展運動，一方面有理論上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現實上的危機感。1990年代，日本開始施行「新自由主義」，建立了隨時可以發動或參加戰爭的體制。我在編輯《批評空間》的時候，試圖抵抗這個趨勢，但是那個抵抗終究是無力的。我開始想，單單靠批評是行不通的，所以決定開始推動社會運動。」我們可以說那時候您的想法，和這一次的行動是有所關聯的嗎？如同NAM的正式名稱（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所表示，您從那時候，開始強調 Association 的必要性。
柄谷──現在也是一樣。當時提出Association這個概念，我們主要考慮的是「產銷協同組合」、「地方貨幣」等等面向；換句話說，是想要創造非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活動。當然，未來這些面向會越來越重要；特別是經濟危機到來之後。二十世紀末，我之所以覺得不能再繼續原有的「批評」，是因為感覺到蘇聯瓦解之後，世界從根本上改變了。在那之前的「批評」，或者說「現代思想」，是美蘇冷戰結構下的產物；簡單來說，就是對美蘇造成的二元對立的世界，進行解構。在現實上它沒有任何作為；事實上也無能為力。明明什麼也沒做，但只要對美國或蘇聯的任何一方進行批判，就可以自我滿足，覺得自己好像有所作為。但是隨著蘇聯的瓦解，這樣的世界也崩壞了。波斯灣戰爭讓我們明白地看到，美蘇冷戰結構已經終結。那時候我想，自己沿用至今的立場與態度，已經行不通了；所以才號召文學工作者，舉行反戰集會。可是因此有許多人對我大肆批判，那些原來屬於全共鬥的人。大概因為他們過去參加示威的經驗，使他們變得反對集會和示威吧。不過，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並沒有什麼歷史的壓力讓他們對示威抱持否定的態度。我覺得這樣很好。
《週》編──確實，這一次的示威，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們，表現得特別積極。
柄谷──我想是因為發生重大災難的關係。當我們經歷脫離日常的經驗，就會出現嶄新的自己，嶄新的生存方式。過去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東西，開始浮上水面。資本主義經濟，真的是無所不在，連幼兒的生活方式，也受到它的制約。最近聽到有趣的事情，好像有人發起「不想就業！」的示威；我覺得很好。現在的學生一進入大學，就得開始為了就業準備，參加公司的考試、面談等等活動，會覺得厭惡是理所當然的。這種東西也可以叫作大學嗎？看看那些與核能有關的研究者，看看他們的樣子就知道，現在的大學裡，早就沒有學問可言了。所以，公開表達自己的厭惡，或是上街頭示威，都很好。
《週》編──柄谷先生在《柄谷行人談政治》一書中，曾經多次主張示威的必要性。那麼您覺得，現在希望的種子是否已經萌芽了呢？
柄谷──的確如此。我覺得3月11日之後，日本的政治環境有了些許改變。舉例來說，有一個名詞叫「國民主權」。所謂的國民主權，是在推翻君主專制──也就是說，推翻「君王是主權擁有者」這種狀態後，才出現的概念。但是，所謂主權擁有者的「國民」，究竟是什麼？很難說清楚。讓我們想想，在議會制（代議制）民主主義之下，國民是什麼樣的存在。有選舉的時候，國民可以投票。在這個意義下，國民的意見得到反映。但是，那和民意調查、電視收視率是一樣的東西。事實上，人們的好惡不到一個月就會改變。簡要地說，所謂的「國民」，只是一種統計性的存在。個別的個人，除了服從這種所謂的「國民」之決定，沒有別的選擇。換個方式說，我們除了服從用這種方式選出來的代理人，沒有別的選擇。事實上，就是服從國家機構（官僚）。在這種體制下，一個一個的個人，不可能擁有主權。我們除了向代理人（不管是誰）拍手喝采之外，什麼也不能做。
哲學家久野收曾經這樣說過：「只憑藉代議制（議會），民主主義不能發揮功能；如果沒有示威之類的直接行動，民主主義將會死去。」有人主張，示威屬於過去溝通媒體還沒有發達的時代，現在透過網路，我們已經可以進行互動式的溝通；網路上的議論將改變世界，改變政治。但是，我不同意這種看法。網路上，一個一個的個人是不存在的；個別的個人只是統計性的存在，和電視的收視率一樣。這種狀況下，個別的個人不可能是主權擁有者。因此，網路的世界和議會政治結果是一樣的。不過，3月11日之後，這情形有些改變；因為人們開始參加示威。人們開始使用網路、或是推特（twitter）之類的媒體，彼此召喚、聯絡，以參加示威。
比方有人主張，由於中國的「網民」不斷增加，中國已經和以前不一樣了；並且預測中國將發生類似「茉莉花革命」的事件。但是，什麼也沒發生；而且不可能發生。在網路上惡狠狠地發表意見的人，不會來參加示威。在日本的現象，也是一樣。反過來說，一旦有了示威活動，網路也會有不同的意義。舉例來說，明明已經發生示威了，一開始報紙和電視新聞都故意不予報導；但是透過YouTube，大家都看到了示威的影像，不可能隱瞞事實，屈服於這樣的現實，報紙、電視、雜誌才逐漸開始報導。很明顯地，社會已經產生變化；不過我覺得追問這個變化來自網路、還是示威，是搞錯重點，沒有太大意義。
《週》編──地震發生到現在，柄谷先生自己的想法有沒有什麼改變？
柄谷──當然是有，不過不大。一開始，我看不到未來，無法預測接下來會發生的事。現在我則覺得，目前的狀態大概會一直持續下去。核能電廠剛發生事故的時候，官方一再宣稱「沒有立即危險」；但是外國人馬上逃往國外，德國甚至還停飛成田航線。從核災發生到現在，我持續觀察德國氣象廳發佈的數據；他們從一開始就提供很詳實的資訊，每天報導放射性物質，如何隨著當天的風向流布擴散：有時候飄向大阪或札幌，有時候甚至飄到首爾。外國人都在注意這些事情，但是日本人沒有。就因為日本政府努力不讓這些資料曝光，所以知道的人很少。但其實，就算日本政府想要隱藏事實，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今天透過網路，所有的資訊都會立即散播開來。有人說外國人反應過度，這些中傷對日本造成傷害；但我覺得如果他們不講，才是罪孽深重。指出危險，是理所當為的事，怎麼能說是「中傷」呢？日本民眾之所以保持緘默，是因為不知道真相；最近狀況逐漸明朗，開始有人憤怒了起來。
2009年4月義大利發生地震，造成三百零九人死亡，受到災害影響的達到六萬人以上。因為事前義大利防災委員會的學者們，判斷沒有大地震的徵兆，造成災害的擴大，就在最近，義大利對這些學者提出告訴。這些學者雖然辯稱大地震是「意料之外」的災害，還是被起訴了。反觀日本的情況，以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來說，當事者可以宣稱大地震是「意料之外」嗎？東京電力公司就不用說了，官僚、政府，都應該被問罪。他們的所作所為，毫無疑問就是犯罪。而且，他們把受到放射線污染的水直接排放到大海裡，更是國際性的犯罪。我認為應該舉行「東京（電力）大審判」。有人說，現在當務之急，是思考未來的對策；在這種時候追究核電事故的責任，是倒退的做法。但是，追問過去問題的責任，才是思考未來對策的基礎。這麼多年來，我們為什麼無力反對，放任他們建造了這麼危險的核能發電廠？基於這樣的責任意識，現在我積極參加示威。
年輕人的情況不一樣；他們出生的時候，已經有核能電廠了。儘管如此，今後如果他們默許核電繼續存在，未來還是會發生一樣的事情。有一位在我們示威先導車上表演饒舌歌的年輕女孩子表示，如果放任核能電廠繼續，對不起未來的人。年輕人有這種想法，很了不起。還有京都大學原子爐實驗所的助教──小出裕章先生的演講，也很令人感動。他表示：「我無力阻止核能電廠，對不起大家……」說著說著，淚流滿面。其實在這一次的事故之後，他大可以宣稱「你看，那時候我那麼盡全力地反對、抵抗。」但是，仍然改變不了無力阻止的事實，所以覺得對不起大家。那些推動核電的傢伙，追究他們的責任是理所當然的；反倒是那些最不需要為這件事負責的人，感覺到自己的責任。如果是這樣，我們這個年代的人，更是責無旁貸。
可怕的是，原子反應爐就算廢爐，也不會消失。就算以石棺來覆蓋，石棺本身還是會損壞。今後數萬年間，人類必須持續不斷地去照顧、維護。未來的人類看到這個情形，一定會覺得自己帶著詛咒出生吧。而且，就算全面停止核能發電，為了處理核廢棄物，我們還是得繼續研究核能。屆時雖然已經成為無聊、沒有意義的學問，還是得有人去學習。到底，二十世紀後半的人類，有什麼必要和權利，做出這樣的東西來？真正的理由，是因為透過建造核能電廠，企業會獲得巨大利益。但是，事實上這所謂的利益，只能持續短短數十年間，資本會在這段期間積蓄（增值）而已。在那之後，核電廠就不能使用了；不能使用了，卻還是無法廢棄，核能電廠真的是很可怕的東西。任何人只要好好地思考，不管是誰也不會做這麼愚蠢的事。但是在資本主義底下，人們並不思考；在資本主義底下，個人並不是主體，充其量只不過是棋盤上的一顆棋子。看看東京電力的社長與幹部們，就可以明白。那些傢伙身上並沒有可以稱得上意志、意識的東西，實際上是「國家＝資本」在運作一切；個別的個人在那裡面，只是徹頭徹尾、隨波逐流而已。但是個人如果不能對這種情況提出異議，那就不能算活著。
《週》編──「軟體銀行」（SoftBank，日本的電訊、媒體、金融公司）的孫正義先生（SoftBank創辦人、董事長、執行長）所提出的核能替代方案（大規模建設太陽能發電廠），最近受到輿論的注目。您怎麼看？
柄谷──我不相信他們。那些提倡活用自然能源的人，只不過是在尋找新的賺錢手段而已。那是所謂「生態產業」的一環。提倡太陽能，可以「創造」新的商品需求，可以大量生產太陽能板，或者生產大量的電動車。但是，如果是撒哈拉沙漠也就算了，在日本的話，太陽能發電本身就會對環境造成破壞。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天然氣就夠我們用了；而環繞著日本沿岸，就蘊藏著豐富的天然氣。重要的是先停止核能發電，之後的事情可以慢慢地想。
《週》編──在思考反核運動走向的時候，有人提出「拒買運動」的必要性。柄谷先生在 NAM 運動的時候，也提倡過類似的概念；這中間有沒有什麼關聯？
柄谷──「拒買運動」當然是很好，不過我認為當前最緊要的事情，是讓示威擴大；在擴大的示威中，像「拒買」這樣的運動自然會逐漸發生。之前提過的「不想就業！」示威也很好。總之不管什麼樣的訴求，最重要的是創造一個人們願意參加示威的市民社會，那才是擁有主權的社會。過去有一位人類學家寫了一本叫《拿著行動電話的猴子》（ケータイをもった猿），討論年輕人彼此不交談，各自埋頭面對著行動電話的現象。那種好像猴子山的光景，我也常常看到。的確，如果沒有能力參加示威，和猴子也差不多。但是，我覺得沒有必要因此就把行動電話丟掉，拿著手機也沒關係，站起來直立步行就好了。換句話說，參加示威就好了。實際上，現在真的有很多年輕人拿著手機，一邊不停地通訊，一邊參加示威。在這個意義下，我感覺到「進化」。
《週》編──最後想請您談一談，您認為我們應該做什麼，才能讓目前興起的運動持續下去？
柄谷──我們要形成一個「參加示威是理所當然」的社會。「討厭就業！」的示威很好，「來上班吧！」的示威也很好，示威可以有無數的理由。現在日本的企業紛紛捨棄自己的同胞、捨棄日本人，移向海外。不這樣做，資本無法生存。不過，那是資本自己的問題，因此遭到犧牲的人們沒有必要保持沉默，提出抗議是理所當為的事。但是，如果我們連一個示威都沒辦法做到，就拿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等著別人來替我們做，就等於什麼也沒做。等著別人來替我們發聲，最後只能為政客抬轎子，結果「國家＝資本」還是會為所欲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