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erritorialization of Multitude under the Violence of Neo-Liberalism
文———高俊宏、龔卓軍
《藝術觀點ACT》48期，2011年10月出版
本期
│故事
我們如何在異地唱出主的歌呢？（《聖經》詩篇137篇）
當未經歷他人的感受，我們不知道事情輕重，但同理心使我們感同身受。（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 p. 9）
本故事中，保育打狗驛古蹟文化資產的行動者將檢視「抵抗產業無限網絡」的組織及再現過程。文化行動看似浪漫挑戰都市化中新保守主義的趨勢，卻也想務實地找到協作伙伴及搶救老高雄崩圮的方法，有助瞭解抵抗美學的實作經驗。
史上任何城市都是人造的，建設前常見殺戮般的崩圮奇觀，宛如現代啟示錄。而以下故事將描述一群文化行動者如何面對老高雄在新興都會化中一再被破壞的學習過程。事情發生在2009年夏天，我們每週於哈瑪星代天宮展開打狗驛（今高雄港站）的文化資產保育行動，歷時三個月。「落地掃」的文藝表演及如肥皂箱的大聲公開講，大談政商勢力破壞文化的感觸，想喚起觀者挑戰宰制機制，並向在地居民「告知」打狗驛全區復駛及社區經濟的可能性。期間，我們提出「抵抗產業無限網絡」的新詞，之後誕生了「打狗驛古蹟指定聯盟」。
兩年了，我作為行動者，如今想勾勒代天宮開講至今行動的網絡化過程。我所解釋的文化行動，不是社會科學的網絡分析關係之間的強度。我參考社會人類學界定人相互連結的「質」，【註2】探討我們如何隨著時間及空間變化的類別、特徵及網絡化的動態過程。這個網絡的生成說明都市的社會性，也能看出行動者於特定時期的「感知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註3】以及如詩、藝術創作、影展、音樂會及社會論壇等關係脈絡。
要細數行動經驗，風險是揭露侷限性，破壞行動者的信任及後續發展。不過，討論這行動有迫切性。故事雖發生於2008年中一位鐵道專家批判陳菊市府為了高雄市臨港線都市開發計畫，失信於建立鐵道博物館，網絡分析的焦點卻不是臨港線鐵道文資的保育問題，也不在底層居民不滿政商及社區工作者漠視當地的現象。而是本期談的新自由主義脈絡中的城市文化行動及新主體的出路。
即弔詭地，打狗驛行動此刻正面對都會化、全球化及當代藝術或社會各領域的文化轉向。高雄這重工業城市正在去（後）工業化。想與全球接軌的幸福城市工程，增添有臺北和國際味的基礎建設、新傳媒科技及大眾流行文化，如駁二大港開唱、痞子英雄影城大夢以及流行音樂中心等商業文化空間；暨開發打狗驛本也算在內的文教公共空間及過去與群眾疏離的美學空間，官商釋出大筆土地供建商融資套利，而公綠地沒多久又變更為私有住商空間；還將文藝及建設的資源外包給社區營造、工程顧問、策展團體及公關公司，進行如美／綠化地方傳統及重工業，及再利用閒置空間等。按此治理角度，打狗驛行動攸關文化民主的工作。因為面對來自臺鐵賣地套現、愛臺國家建設及市府都更案，打狗驛行動網絡的每一步都在重組政商力量所限縮的社會力量。某種程度，這行動也呼應了2009年野草莓學運後「實質民主」的經驗，【註4】是各地重新佈局及連結成今日抵抗宰制力量的新社群。網絡分析將有助評估高雄是否具有抵抗主導權的社會力，能否持續地培力，讓人們有信心去翻轉現況，找到可停泊的政治港岸。
在此脈絡中，常有人問我：「為何你們發起打狗驛行動？有人懂鐵道文化嗎？」這要從名份政治邁向肯認政治的梗說起。【註5】2009年中，棕子（李重志）在豆皮文藝咖啡館（簡稱豆皮）揭露他與官方及地方民代協調打狗驛文資保育的挫敗感。【註6】這位南方野盟成員曾是野百合學運世代，也曾任陳菊市長幕僚，現已淡出至學界。當他與鐵道專家在既有網絡及法定程序斡旋，偶然地連接某些在豆皮的行動者，促發我們在幸福城市實踐抵抗美學的行動。所以，打狗驛行動初期沒有人是因鐵道專業或興趣而行動的，反而是因為伙伴們長期在豆皮等文藝空間，或參與「行走學校」、「電療聚樂部」等團體發展出城市的美感經驗與實踐。換句話說，打狗驛行動算是「肯認」高雄文化轉向或運動型態的轉折，寄望新的行動者以不同的形式，對地方政治進行擾動作用，以行動爭取話語權。
因此，本文想對話的對象是當代高雄年輕的行動者，由經驗習取教訓及抵抗方法。透過故事，我想點出抵抗美學與高雄在地基進政治的辯證關係，取決於這批年輕人日後如何表現行動：並非純然在文藝形式，而是我們能不能由「內部」覺察平日社會網絡的動態或關係脈絡？能否挑戰那些只問「自己人」、「非敵即友」的名份政治？同時我也建議一般讀者，毋自滿於官方或傳媒誇稱都更市容與超寫實的「幸福城市」，因歷代「新」高雄無一不建立在如打狗驛等「老」高雄的集體驕傲上。高雄這幾年被官商力量破壞的景像，應驗馬歇爾．伯曼（Marshall Berman）於〈崩圮之城〉（Falling）一文描述的現代城市，【註7】如1970年代後遭逢史上大規模拆遷的紐約布魯克林，吾人應牢記世上最古老的希臘悲劇或聖經猶太人聖城耶路撒冷歷次受到新帝國毀滅的例子，無不提醒我們高雄既有城市文化的幸福，不在輪替的統治者，而在自己珍惜地方與彼此互助，努力反省及重建。
│社會擾動
我們於代天宮開講期間，提出「抵抗產業無限網絡」。這個頗為抽象的詞可作為一個隱喻，意味我們行動開始時的困境，想藉新組織突破在地知識網絡及在地政治的限制。因為我們參與打狗驛行動純屬偶然，多半為異質性、分散各地的行動者。一開始大夥是「被動地」認識打狗驛，是棕子將打狗驛都更案曝光，請求我們協助「擾動在地社區」時，才擴充成文化保育及藝術領域的網絡。但這些成員形成的網絡，如何解釋社會學傳統的社會連結（solidarity）及社交性（sociality）？如何於文藝／社會、社運／文化行動、組織／網絡等不同向度進行接合與重組？這可由成員的組成特性加以推敲：（1）沒有政府或NGO的設備及資源，多由豆皮支援及友人小額捐款；（2）少運動經驗，除了2009年初趁野草莓學運後嘗試在鳳山推動支持公視的遊行，以及鼓山渡船頭搶救舢舨船等小型運動；（3）二、三十歲的志工為主，傳承如豆皮生活即藝術、不循評審制度的「勞動藝術」；【註8】或是「行走學校」定期踏查大高屏的田野調查、友誼及美感經驗。
究其實，我們與一般市民同樣居住在「幸福城市」烏托邦，也是官方都市計畫暨文創新經濟想像的中產階級、自行車族、創意新貴或遊客，多少感受到這（後）工業化都會重外觀及成長數字的城市美學。如打狗驛也被納為官方指定的歷史建築、自行車道、鐵道故事館及臨港線鐵道模型展。但行動者不是如西洋電影《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1999）片中現代消費都會裡突現的自療團體，而是長久友誼及美感經驗的文藝網絡，偶然才認知到自身行動能爭取話語權，如大廟開講中，平時愛好攝影、紀錄片、藝術表演的伙伴意識到有機會以公民參與或藝術領域行動上進行社會擾動（disruption），【註9】或常泛稱文化干擾（culture jamming）的行動。
代天宮開講告知打狗驛快被拆的消息，當開講行動甫結束，在地有力人士便急著運作社團、綠營民代及專家學者等，齊聚慶祝成立新組織「打狗驛古蹟指定聯盟」。受邀菁英紛紛搬出成功經驗檢討我們欠缺傳統社運的組織與技巧。當然在地方大選前，如民代出錢樂捐及選區服務，但口頭支持外，終究未能公開表態挑戰綠營地方長官及自己政團。讓人較不愉快的是看到鐵道專家及在地菁英只急於動員，輕視當前高度專業分工、個體化的年輕成員在可能「跨領域」網絡中的角色，也忽視被社運前輩、鐵道專家團體及醫界大佬「問診」的感受：「團體內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的具體解決方法？」「有無左派意識？會不會只搞破壞？」
而重點是，當更廣地檢視於高雄公開講演的關係脈絡，如野草莓學運中央公園靜坐區、南方野盟於豆皮等聚會，以及打狗驛行動的大廟開講接合，皆打開原來封閉的社會過程，和公民、文化生產者與「觀眾」同時進行社會擾動，衝撞高雄社會既有的價值系統，如都更開發的「新」符號──高雄港站、都更開發公共空間、公共政策資訊不透明。代天宮開講是針對如哈瑪星及打狗驛的特定場域，爭取「老高雄」符號的文化主導權，非一般認知的鐵道文化價值，是就地搭起的舞台，供年輕人耕耘肢體、音樂、演講及遊戲，有助重新思考在這地方生活、創作、觀光及消費的意義。對比官方的城市美學，大廟這裡的抵抗美學擾動區域發展的權力關係，如揭露過去市府在式微的哈瑪星進行社區營造，使在地社團跟居民只著重區域利害，造成狹隘、自私而排外的社會力。目前，這行動彰顯我們日常生活的價值，【註10】類同西方中強力衝擊理性社會宰制黑盒子的脈絡，證明全球都會化雖瓦解個體性及既有環境，其實也催生新的主體，對歷史及社會處境反躬自省的抵抗美學。
至今也未立案的聯盟，都是兼職的行動者，很難鉅觀地以權力邏輯抽象思考這些個體及各自分散的網絡，【註11】因為我們的生成無關既有菁英的關係和速度。我們或許有特定的美感經驗及友誼，其集體的經驗卻未必能如評論從外／局部觀察藝術的社會參與或美學政治的特性。【註12】我們的網絡是因為在地文化的真實抗爭故事才生成，不是虛擬或抽象分析的網絡，而有所謂「感知結構」的關係脈絡。就如Leo（劉秋兒，豆皮店長）曾對高雄現在行動下個「浪漫主義運動」的評語，文化行動者的組織未必建立在專家系統及政權政治的知識／權力擴張的邏輯，卻有賴於在地及偶發時刻的行動，如臺中來的音樂創作人林強談他的歌《向前走》造成年輕人嚮往都會化的負面影響，由無名份或包袱的行動者從內部定位自己，摘掉藝術、學術、明星或社運原有的帽子，重視遊戲、交會及情感，務實地面對在地「真實社會」的轉變。
│新保守主義
打狗驛行動帶來社會擾動，看似偶然，但在地行動者卻從未消失。行動中提出「抵抗產業無限網絡」，是組織過程中現實考量「誰是自己人？」的關係脈絡。但問題是高雄「自己人」如何於資源分配、運動建制化的環境中，尋找出路？打狗驛這種當代抵抗美學的文化行動，使我學習辯證高雄在地行動的組織矛盾及時代精神。【註13】例如南方野盟成立時，參與者常回應：「高雄長期欠缺如此『跨領域』的團體」、或「自己需要一頂不同現有身分的帽子」。確實，高雄自1980、1990年代後，如「高雄市現代畫學會」及頗有規模的「南方綠色革命」，行動者於資源上及文化上取得名份及保育成果。但近年除了紅毛港、柴山、中都、五金街等地的行動，甚少有類似野草莓學運，在街頭上使不同領域行動者有所連結。但藉「抵抗產業無限網絡」，吾人可自問：組織一定要「跨領域」嗎？要跨到什麼向度上？新的文化行動扮演什麼角色？如何看待脈絡中有藝術取向的文化行動與都市社會變動的辯證關係？
上述問題在點出打狗驛行動所回應的高雄時代精神，是都會化後解離、冷漠的社會關係，特別當受到臺灣政權轉移後，各地見到文化轉向中的「新保守主義」，使城市欠缺公共性的情況更加惡化。對照1980、1990年代至今，新自由主義於歐美的後工業大城市資本集中及剝削的邏輯，【註14】左翼及政治意識式微，高雄也不遑多讓，幸福城市以後工業象徵經濟為驅動力，以理性專業化為資本大肆開發，強調消費主義的視覺空間。行動者或文化生產的環境普遍面對著該「如何自處？」的問題。在高雄，早先黨外和1990年代的民主改革力量如今還是抵抗主體嗎？優勢者有無促成新保守的權力結構，鞏固城市幸福的和諧系統？最顯著的是陳菊一再於公開場合向我們宣示：「我很敬佩你們這些浪漫的理想主義者，我『以前』搞革命時也很『浪漫』，是個『理想主義者』，但是我們現在要務實…」。
所以弔詭地，過去進步的力量也可能成了反動及保守的權力機器。陳菊市長任內的「新」高雄以象徵「幸福城市」美學為傲，市府擎舉全球乃至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拼經貿大旗，誇稱全球、臺北及中港澳政商資本能大肆開發，如高捷、溼地公園、文化園區、自行車道、世運或都更等，皆以政策正當性的暴力排除那些阻礙的社會力量，見一一消散成煙的紅毛港、百年鐵道、舢舨船、大五金街、中都等港都老靈魂。當集體利益實現在都市更新、巨型活動及文化行銷的會展及節慶，官商資源分配下階級的鬥爭只增無減。社會力量如文史工作者、藝術家、社區工作者、社團及學術機構如何自處？
如打狗驛或臨港線早在數年前，已有鐵道專業團體的行動，而官商曾經營起成效不彰的「嘟嘟火車」，也曾見地方社團及民代察覺異狀，如高捷與臨海二路便道的公共工程，【註15】將破壞在地文資及景觀。但這些過往的社團及行動者除了新聞稿及記者會外，後續為何沒有「跨領域」的連結及行動？又如我們不斷私下勸說的民代、文資委員、都計委員、故事館館長及競圖評審等，他們今日如何面對自己的評鑑身分或政商服務的機制？更廣泛地，當主流是消費空間、節慶活動及園區工程，官商之外的得利者是外包與商業取向的公關公司、【註16】社區營造及各種策展團體，而「在地」前衛藝術的表演及工作機會、空間及展場預算遠不及得來速的「城市美學」。我們聽聞某些團體或文藝界與官商資源難清的糾葛情仇，明白今日的文史工作者不再是過往官方多少肯認的文史研習及文獻考究，【註17】也知悉藝術家對建制的組織文化不免滿腹牢騷及無力感。【註18】當結構性象徵暴力真實地以賤價補償及強制徵地等手段，粗殘地消滅文化資產、弱勢族群的生活及工作，民代大選前只在炫耀鴨子船或自行車道的政績；當「浪漫的理想主義者」公開關注嚴重的都市社會解離（social disintegration）與社區分化的問題時，曾接觸過的眾委員專家們多半噤聲。
而這新保守主義，漸深入到民間各個領域，加上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環境，看似進步的行動者網絡就得面對名份政治上政經資源再分配的衝突及共謀，這「誰是自己人？」的問題，多麼諷刺！如打狗驛行動中，鐵道專家率先自我否定聯盟力量：「在場諸位沒有在地『文化菁英』，是師出無名且壓不住的，我當初支持是因為市府顧忌在地文化菁英，若老虎不在，狐狸再多亦無用」。這種貶低自己的狐為假，又想逞虎威的案例不勝枚舉。例如聯盟於2009年9月初，代天宮開講結束前開記者會，因政府工務局包商工程失當。但有人出面安撫我們，勿揭露包商身兼文資委員的球員兼裁判的現象，認為：「宜抓大（市府高層）放小，對上不對下，上面才會有壓力，下面（文資委員兼包商）也才會因為我們的善意，被我們收編，提供更多情報。」然而，如此權宜地的理解行動看似有理，假設性地想組織一群能合作揭竿起義的「他者」力量。【註19】殊沒先認清這動員後的複雜性，反而可能使行動者拚命才爭取到的議題代表性及再現權力，陷入共謀、被收編的風險。
反過來看此類衝突，其實正面揭示在地文化行動有召喚政治主體的作用。因文化行動未必有共識才足以行事，也因網絡的本質或許是多元及開放，任何組織運作讓人耳目一新應不在於後現代主義者常談的「無限」、【註20】多元、形式及長尾效應。當今分析中，網絡文化的實然面，不也表現在監控及控制？【註21】即使資訊社群網絡影響的新世代抵抗行動，也十分嚴謹看待網絡內部的質，即重視自主、隱匿、彈性及共享的組織特性。【註22】所以就政治本質上，不論彼此之間對此行動、政策、還是對社區提出想像，行動者乃至底層群眾存有「歧義」是常態。但文化行動的目標不是一廂情願地拉攏外在對立面成自己人，以為如此能壯大聲勢。我們不停遊說的過程中，已深刻體認到行動不小心就會陷入過去政治運動及社運中組織動員、名份政治資源分配或藍／綠政治共謀分贓的惡性循環，組織一旦失去警戒線，行動者自己將欠缺管理及自我保護的能力。當行動者沒有從「內部」覺察政治中權力與衝突往往就在此岸，分不清「誰」才是內部活潑的成員？自己是什麼社會脈絡下，才進到此網絡？當行動者不自覺地從「外部」來思考行動，自然不會肯認不同年齡、不同性別者的微小努力；當成員出意外，【註23】只剩下訕笑及責罵，無同理心。這往往切割了社會與政治，加劇了地方宰制力量的階級戰爭，使既有公民與弱勢階級的網絡更形分化。
這些問題回應了當前新保守主義脈絡下行動上的難題。即看似前進、解放而前衛的社運及藝文領域，有無變得保守而疏離？當行動者未能面對抵抗產業無限網絡的生產原則在於平等的力量，我們如何能互相肯認及彼此檢驗？又如何正視實際發展中狀況的應變，從不同場域中重新佈局？例如2010年春季由阿冠及電療聚樂部成員策劃的鐵道影展行動中，【註24】曾委由「子宮藝文」開場，後卻因子宮與聯盟對文化局補助該如何應用，有所歧見。時任聯盟召集人Leo批判：何以聯盟主辦影展，受邀單位卻取得多數預算？因反觀橋仔頭白屋蔣公（蔣耀賢）協調市議員贊助及主辦2010年三鐵音樂會，當時聯盟被視為平等的夥伴，能無償地主辦、佈置場地並獲助印Leo繪製的「打狗驛全區復駛計畫」。【註25】這說明打狗驛行動關係脈絡中藝文領域的政治性。因為在抵抗美學的領域中，任何參與者都不是網絡中的外包或分資源單位，不能只顧著自己很特殊的經驗而已，肯認彼此要勝於資源分配的邏輯。
本網絡分析不是從本體論去標誌行動者及其行動有何異質性，也不是在尋找一個假定存在的抵抗力量。而是這些行動的經驗教訓中，與政治及藝術領域近似，未必承載什麼歷史的軌跡，它們會形成網絡，乃是針對不同的現象及事件的反應，表現高雄這個地方若干歧義的形式。如三鐵音樂會後，高雄中生代藝術家聚會並批判在場的文化局長，Leo藉機請局長表態打狗驛的政策。但酒過數巡後，眾人卻摟著局長言稱「自己人」時，Leo失望之餘遂為文〈藝術家何止天真〉。【註26】如是觀，當自己人不珍惜此岸上的主體時，忠言誠可貴。
│產業
代天宮開講頗新鮮，也凸顯了一些既有網絡的限制。有人質疑行動像「藝術介入空間」：華麗、抽象、臨時、未改變結構問題。當發想了「抵抗產業無限網絡」，又常有人不解問道：「這裡的產業究竟指什麼？是像鴻海中國的富士康嗎？」或許當我們只停留在告知及創作層面，而沒有針對在地真實事件進行抵抗，後果當然脫離了政治。但即使真實地關注在地事，我認為不能免俗地應思索自己參與此網絡的代價？如何讓行動中的協作、產出及流通的部分延伸至消費層面？如何使自己持續文化生產及社會參與？
參與概念發想的Leo及成員，似乎延續了知識份子交會的沙龍、明星咖啡館、紫藤廬、洪雅書房或豆皮經營在地空間的經驗談：抵抗產業指的是我們自己，常起源於自給自足的空間或個體的連結。但有熱血和創造力的空間及行動者是不夠的，因行動到日後的網絡化，要善用資本主義社會中文化生產的運作方式。如豆皮不是純藝術的文藝空間，是複合型態經營的咖啡館及簡餐店，這是不能輕忽的生意，當兼顧了本業的成本及營餘，才足以維持其文藝領域及社會參與的自主性。現實來看，文化行動不是利他或慈善事業，必須找到文化再生產的機制，堅持有道德的好生意！
談到抵抗產業的再生產，焦點不是金錢的貨幣交易，而是人類喜好交換東西的天性，是行動者創造商品的分享及肯認，尤其表現在文化工作脈絡中經濟與非經濟的道德價值之間的相互作用。【註27】如代天宮、市府廣場怪手人陳情及打狗驛車場等行動，雖意在抗爭，但不同個體形同文化工作者分工地在公共空間或消費場所進行純民間、文藝活動性質的行動，作用是突破資本主義向來自我剝削、於官商文化生產體制的疏離個體，成為生產自主的行動主體，也能避開官商資源分配者及策展者依賴的審核機制或法令（如集會遊行法、文資法、社團法等），收到擴充網絡，創造利潤及作品之效。當對照當前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文創產業，這再生產的反思雖看似淺薄，實用心地點到文化工作及空間的政治。如有別於當前官方脈絡舉辦的「高雄獎」，豆皮Leo在2011年設立「豆皮獎」的徵件競賽展機制，不限類別與資格都可以參加，由來店消費的民眾票選「豆皮獎」得主，可在店內展覽。因為關注到藝術生產及社會參與，每一個人都有充分權益評論及開拓品味，達到財源上與符號上支援豆皮及藝術家；也不迴避藝術與商業的關係，樂觀實踐有道德（真實的社會參與）的文化行動。
有交換就有獲利。我們邀社團、周邊店家及消費者彼此幫讚，抹除社運、藝術菁英與消費者／觀眾的界線，互相行銷。然而這些行動兼具經濟及非經濟層面的交換過程，說明「擴充運動」在實作經驗上仍有矛盾，即跨界的組織必須付出代價。因產業與網絡本質上的矛盾，當多樣的力量能形成行動者網絡時，不能像市場上產業的擴張及佔地為王。因文化性擴充運動該有限度，初期必然是基於信任感，肯認各自主體理念及補足不同的生產條件，如豆皮及行動者支助設備、金錢、時間／空間及才華，後來也應讓有優勢條件的力量盡可能連結與流通，讓渡主導權，如各社團負責人在記者會露個臉；或工運界的社會民主工作室的社運經驗，提供策略發想與集會技巧；或年輕創作者於影展擔任召集人及策展人。
文化行動不能關起門來進行。因如現今外包的策展團體只想壟斷，產業也做不大。但抵抗產業擴充後的網絡，有必要區分清楚誰該扮演什麼角色，涉及到日後產業擴充的產值。如三鐵音樂會已見到民代與在地社團協力開拓兼顧行動及文藝消費的形式。當能達到相互主體及分散開放的獨立性，才能生成高度差異性的混搭形式；當顧及到產值或效應，才是網絡永續的條件。否則，就如同初期短暫參與打狗驛行動此遊戲場中的專家、社會及藝文團體，只壯大固守自己的產業而沒有網絡關係。如聯盟原先寄予厚望有豐富鐵道保育經驗的專業協會，經我們2010年順道邀來參與「與文化局長的便當會議報告」，【註28】像與官方及專家喊價的過程，結果是催生了一個官方授權協會運作的鐵道故事館。打狗驛變故事館的過程好像浮士德的魔鬼誘惑，已失去當代性及原來的關係脈絡，其產值侷限在協會業務、市府公關、舊鐵道文物及鐵道迷的觀光。當社會培力及社區意識付之闕如，不就像臺北走味的華山？
打狗驛行動的網絡化回應面對當今都會宰制文化的矛盾精神狀態，既要在社運及文藝領域擴充，又得在文化及經濟上都尋求「有代價」的自主性。2010年鐵道影展及三鐵音樂會較有規模的公開行動後，聯盟持續向特定文化生產空間及社團借殼進行影像展及演講（如社會民主工作室、第一社大、御書房、蒲公英、豆皮、小樹的家、南部大專院校、荒野協會、武德殿），大伙協作的生活勞動是產業化的核心價值，能就地抵抗既有生產關係。當能尊重及互相支持時，【註29】則能由都會化城市美學邏輯中取得某種張力關係，自行生產及重新佈局。如鐵道影展後，有了一群曾在苦勞網及南藝的紀錄片工作者及藝術家與電療聚樂部合作成立「海馬小組」，但獨立於打狗驛行動召集紀錄片（紅毛港、五金街、舢舨船及打狗驛），並創造幽默而發人深省的紀錄短片。【註30】
海馬小組從來沒有成為聯盟組織的一部分，但可能是抵抗產業的網絡。成員關注在地真實發生的崩圮及流離過程，開創小眾產業及獨立展演的市場，展現傳播及社會意義：在網路及高雄市區不同場合兜售及放映影像「商品」；海馬小組強化了打狗驛行動網絡的密度，以鬆散及隱匿性的組織在鐵道故事館開幕式公開干擾官方慶賀活動；影像典藏幸福高雄表相下老高雄集體歷史的空間（archival spaces），或許能開拓抵抗產業較自主的市場或再現政治，說明地緣政治下高雄社會空間化（social spatialization）中的港都、【註31】工業區及聚落的價值。這將點出網絡生成的「質」，即當吾人釐清當代網絡代表「誰」、「如何」再現的問題，將如下述具代表性的擴充運動，能處理老高雄此區域文化象徵及名份生成的政治，及開拓抵抗產業的市場或產值。
- 2011年初豆皮Leo於臺北當代藝術中心的「全區覆屎計畫」，依靠海馬迴港的影像、聯盟成員等，在華山藝文前批判高雄藝文現況，集體影像及論述「抵抗就是美」的象徵行動。
- 自由劇場將打狗驛的題材由素人編劇到演出，【註32】以社大、豆皮、聯盟及海馬小組的班底演繹荒謬劇，預留行動尚未結束的伏筆。
- 2010年暑假我向國科會申請「老高雄文化行動紀錄」的數位典藏計畫，【註33】提供幸福城市下另一個紀／存「老」高雄的空間。
- 2011年福島核災後全臺的430反核大遊行，【註34】地球公民基金會透過豆皮、自由劇場、聯盟、及海馬小組的成員協同文藝創作。
- 2011年暑假，海馬小組在高雄大林蒲舉辦命名為「南星計畫」的青少年營隊，以影像展及變裝秀擾動壓抑的地方社會及精神。營隊後，小組與豆皮Leo及發源自橋頭的金甘蔗影展商討「在地拍、國際通」，欲以魔幻寫實的電影生產擴充到大林蒲及國際消費市場。
本文網絡分析重視文化行動者如何動起來，與社會對話；也讓人瞭解保育鐵道文化應是「活的」行動。其次，我所描述的行動網絡凸顯一般政治再現的問題，即網絡未必服膺一個既定的共識架構，如打狗驛行動並未在文資指定或都更的體制或架構爭取如鐵道故事館、模型展及概念競圖的代表性或席次。處理得當，能使網絡化有產業交換的關係，彼此將不再是孤島；反之，則如都更中的魔鬼交易，後果難料。而最終，吾人也須瞭解網絡生成中的不當再現（misframing），取決於打狗驛或老高雄文化主導權的不斷鬥爭。如截稿前（2011）官商公然大炒地皮、枉顧土地正義及公共利益的行徑，【註35】抵抗產業實在必須從老高雄的廢墟中學習，爭取新行動中再現或代表權的機會。（本文稿費將全數捐給海馬小組2011年的大林蒲計畫）
註釋】
- 1908年，日人於打狗築港，稱濱海鐵路為濱線（Hama Sen），為「哈瑪星」一名之由來。濱線發聲引用自打狗驛古蹟指定聯盟的同名刊物，說明1900年設站及2008年裁撤的打狗驛文資保育行動與日據時代以降作為殖民南進計畫及都市計劃區的老高雄有關，其車場式微及轉型有關是因當代都市更新政策計劃振衰起蔽的商業開發區，如流行音樂中心、休閒文化園區、便道、停車場與自行車道。
- Clyde Mitchell, “Social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 1974, pp. 279-299. Andreas Wittel, “Toward a Network Sociali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18, December 2001, pp. 651-76.
- 感知結構是英國文化研究先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後期作品中談突現（emergent）及創意的文化過程。這個詞有助瞭解行動經驗與論述有別。如果說行動是藉想像其他存在現代的一種方式，即我們能重新思考想像。但這想像又是基於真實，如抵抗產業無限網絡即提供想像的不同概念。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丘延亮，《實質民主──人民性的覺知與踐行之對話》，臺北：唐山出版社，2008。
- 參考南西．弗雷澤（Nancy Fraser）兩個分析觀點：（1）經濟上資源重分配的名份政治（2）文化上肯認的政治。這兩個觀點彼此矛盾、卻相互糾結，有助於檢視「抵抗產業無限網絡」的網絡生成。網絡的擴充也同時需要兩者，因而形成所謂的兩難情境（redistribution-recognition dilemma）。因此，她提出一個出路，即所謂政治上的再現。Nancy Fraser, Scales of Justice: Reimagining Political Spa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Oxford: Polity, 2008.
- 李重志，〈都市更新措施中的公民集體行動—以工業遺址臺鐵高雄港站文化資產保存運動為例〉（http://www.yaw.com.tw/sts/2010/data/summary/s-1-A-3.pdf），2010。
- Marshall Berman, “Falling,” Restless Cities, Eds. Matthew Beaumont and Gregory Dart, London: Verso, 2010, pp. 123-138.
- 姚瑞中，《搞空間：亞洲後替代空間》，臺北：田園城市，2011。
- 在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談論政治及藝術的理論中，擾動是深刻挑戰原有社會分配的邏輯。尤其他視此邏輯為平等過程，能有助分析藝術及政治的歧義形式在原社會秩序或共識（例如都更案或社區文化工作）提供出口。Jacques Rancière, Dissensus: On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London: Continuum, 2010.
10.Andy Merrifield, Magical Marxism: Subversive Politics and the Imagina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11.
11.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6.
12.藝評由藝術領域看社會參與及政治。例如高俊宏，〈抵抗產業與鄰人效應──以高雄豆皮及其文化抗爭連結為例〉，《典藏今藝術》第225期，2011年6月，頁98-101。謝一麟，〈藝術空間的社會參與──高雄的豆皮文藝咖啡館〉，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99年藝文獎助發展策略研析：藝術的社會參與專題研究計畫，2010。
13.Andy Merrifield, Dialectical Urbanism: Social Struggle in the Capitalist City,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14.David Harvey, Spaces of Hop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Ash Amin, “The Good City,” Urban Studies, vol. 43, 2006, pp. 1009-1023. Sharon Zukin, The Cultures of Cities, Oxford: Blackwell, 1995. 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Ed.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USA: Wiley-Blackwell, 1996. Alan Smart, “Unruly Places: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Illegality in Hong Kong’s Urban Squatter Area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3, issue 1, pp. 30-44, March 2001.
15.見苦勞網。李宇軒，〈驗收當代城市工程文化：高雄臨海二路便道的「結構」問題〉（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2774）。
16.黃暉榮，〈文史團隊與在地文化的再生〉，《高雄文化發聲》，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5，頁100-107。
17.感謝前高雄市文獻委員及地方歷史學者張守真教授的分享。
18.請google搜尋「 2010現代畫學會之現況！（魚刺客批判版）」。
19.好似安東尼奧．內格里（Antonio Negri）後現代多元協作的multitude。Antonio Negri, Time for Revoluti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20.例如高雄環運過去人際組織的創意及動員力量強，初期有「未立案的聯合辦公室」、或美濃反水庫的「第七組工作站」型態出現。美濃愛鄉協進會，《重返美濃：臺灣第一部反水庫運動紀實》。臺中市：晨星發行，1994。
21.Alexander R. Galloway,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The MIT Press, 2006.
22.隱形委員會，《革命將至：資本主義崩壞宣言&推翻手冊》，臺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2011。
23.如本聯盟副召集人莊傑任2010年初於電車上被高壓電電擊，全身七成灼傷，至今樂觀康復中，2011年自行舉辦「莊傑任的病床讀書會」。
24.鐵道影展（http://blog.roodo.com/railwayfilm）。
25.見豆皮部落格（http://blog.xuite.net/dogpig.art/xox333/34180228）。
26.見豆皮部落格（http://blog.xuite.net/dogpig.art/xox333/47128974）。
27.Mark Banks. 2008.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Work. Palgrave Macmillan.
28.見剌文民的部落格（http://blog.roodo.com/cultural_wars/archives/12782575.html）。
29.Richard Sennett, Respect: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in an Age of Inequality,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
30.見蕭立峻等人策展的海馬迴。港試映會（http://blog.roodo.com/hamasen2010/archives/13540135.html）。
31.Rob Shields, Places of the Margin: Alternative Geographies of Modern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32.見徐敏思的草地人發願部落格（http://blog.roodo.com/dayout/archives/cat_734473.html）。
33.詳見老高雄文化行動紀錄（http://kaohsiungactivism.com/）。
34.影像見老高雄文化行動紀錄（http://kaohsiungactivism.com/Web-Articles/497）。
35.參見苦勞網。〈打狗驛都更案流標，高雄的「大事」？〉（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3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