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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觀點ACT》44期，2010年10月出版
書寫這篇文字的過程，自始至終有一張海報的
軍事戒嚴體制挾儒家教條所打造的身體
在討論一九八○年代解嚴前社會氛圍下的各種騷動之前，我們必須思考台灣在戰後一九五○到一九八七年長期的冷戰戒嚴體制底下，被鎮壓的究竟是什麼？
軍事戒嚴體制的鎮壓和肅清施行十八年後的一九六八年是戰後世界史重要的一年，進步的學生運動正值波濤洶湧之際，幾乎全球各地的學運都掀起了這場鬥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這頁世界歷史中重要的一環，唯獨台灣因為中國內戰與冷戰因素與世界隔離，成為美、蔣反共意識形態下的新殖民化圈地，在這一波世界思潮與社會行動中缺席了。但是缺席只是一個說法，一個冷戰的修辭，缺席當然也是並且就是歷史。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後，美國改變了戰後對華的政策，構築東北亞的冷戰島鏈，將台灣納入冷戰架構的禁臠底下。國民黨政權在冷戰的支持下，發動了「白色恐怖」，於此時頒佈軍事戒嚴令，對全台左翼力量進行全面的凶殘肅清，只有錯抓沒有錯放：一九六七年陳耀圻拍攝大陸來台的中國農民老兵的紀錄片《劉必稼》被禁、一九六八年作家陳映真因「民主台灣同盟」牽涉共產主義思想被逮捕。一九六九年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改制啟動，相應台灣農業轉向加工出口貿易需要大量優質的勞工。
相對於全球學運的反抗思潮，台灣本島勵行全面的戰備軍訓及儒家教條所密封的社會控制。現在看來，裡面的規章盡是對身體、日常生活的規訓，試圖由外而內訓誡人民。例如因為髮禁的規定，當時警察會在街頭取締留長髮的男學生，我自己就有過好幾次被逮捕、拘留、剃髮的經驗。當時的大專校園裡，時興的是美國熱門音樂和流行的搖滾樂、鄉村歌曲。我所就讀的藝術專校裡流傳著不成文的色彩禁忌；代表共黨的紅色、無政府主義的黑色及存在主義的灰色都不可以入畫。影劇科的學生曾拍攝了北門到萬華鐵路沿線的違章建築，有違官方的健康寫實主義也被查禁。當時我對這些事情並沒有理論觀點的結構性理解，留長髮也只是對學校訓導權力的個別化反抗和叛逆。後來經歷了思想啟蒙的轉變，我才慢慢體會到，這些對於身體的控制、規範及訓導，其實透露了制度的暴力，軍事戒嚴體制對人身體的控制，更是對思想的控制，是潛在的、深刻的、也是全面的、日常化的無處可逃。離開學
校的教育系統進入軍隊體制服兵役時，這樣的體驗更為刻骨銘心。
服完兵役後我前往恆春教書。一個國中老師作為體制訓誡的執行者，進入學校與學生互動後，對於日常化規訓的執行手段才逐漸理出頭緒。舉個例子來說，因為恆春非常偏遠，當時的老師們都需要兼任不同領域的課程，我除了美術及工藝課之外，還一度被分派了一堂「公民與道德」課程。第一堂課，我就點了一位學生，問他：「你今天早上在校門口時是不是有跟我敬禮？」學生緊張地點點頭，我接著問：「你認識我嗎？」學生更緊張地說：「不認識，看你是新來老師啊！」我又問：「不認識那你為什麼跟我敬禮？」在一來一往的逼問下，恐慌而害怕的學生才結結巴巴的說：「學校規定見到老師就要敬禮。」我接著說：「敬禮是對某個人表示心中的尊敬，你還不認識我，說不上尊敬或不尊敬，心中空白敬禮也是空白！」這次經驗讓我進一步領悟到統治者對於人民的日常化壓迫究竟是如何進行的，也從這個時候我開始意識地反抗絕對權威，走上了一條漫長而艱難的道路。
對立的身體美學
在恆春教書的那幾年，正好是「校園民歌」和「民謠陳達」從國民黨政府的「新生活運動」與美式殖民文化的封凍中破土而出的時刻。當時李雙澤、楊祖珺跟胡德夫等人在淡江大學以國語文演唱自己創作的歌曲，呼喚大學校園「唱自己的歌」！另外幾乎同一時期，研究民族音樂的學者史惟亮、許常惠採集恆春民謠發掘出吟遊詩人陳達。相較於對抗美式音樂殖民的「校園民歌」，陳達的恆春民謠一直以來深植於台灣農業社會的庶民文化，象徵了民族文化的聯繫的紐帶。我曾在恆春國中的禮堂近身聽到陳達現場吟唱。對我這個素樸的聽者來說，他的身體已經被命運打造成極為獨特的樂器，具有別無替代的民謠音色，吟唱出台灣自己的樂曲。我雖然說的是國語，母語是粵語，當時正在學習台語，卻無礙的感受到深沈的心靈撼動。在一九七○年代前後，校園民歌及陳達民謠的崛起，尖銳地反映出當時台灣社會企圖探求並重溫中國民族文化母體的契機。相對於國民義務教育的體制化規訓而言，「唱自己的歌」和恆春民謠中的「庶民精神」，就在麻木不仁的儒家教條與冷戰的新殖民氣候下，讓我感受到社會變革的胎動與反抗的路徑。這也影響重大，成為我辭去恆春教書生涯的主因。
一九八二年《天下》雜誌在這個時候創刊，經由前輩黃春明和老友蘇俊郎的引介，我得以進去負責攝影的工作。但是做沒多久，就發現自己跟留美歸來的總編輯的攝影觀有無法調和的衝突。當時天下雜誌雖然極力撇清與台塑資本的關係，但是從雜誌所追求的攝影美學觀，當然可以看見資產階級追求高雅、精美、優越、造作。這與我自己關注一般民眾身體的美學觀是很強烈的衝突，甚至可說是一種「對立的身體美學」。衝突感日復一日地不斷撞擊著我，我實在不願繼續下去，便選擇了辭職。
民族壓迫換位的覺醒
辭去《天下》雜誌的工作後，因緣際會之下我到時報雜誌工作，負責「生活」和「藝文」專欄。當時台灣尚未解嚴，報社裡都有一個閒人勿進的禁區「匪情研究室」，所有與政治相關的話題都在反共的意識型態下受到封鎖和控制，唯一可暢所欲言的話題就是──去政治化的「古蹟」維護。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對世界的認知異常蒼白、片面、零碎、貧乏、狹窄，當代左翼思潮及歷史上社會主義思想、理論觀點完全被閹割掉。而這
份工作給予我最大衝擊，便是一次前往屏東霧台採訪的經歷。
那次去霧台採訪魯凱族的豐年祭與運動會。採訪中我們巧遇了一群已喝得五、六分醉的魯凱族原住民朋友，聊了幾句後，其中一人便熱情地叫我們退掉原先租住的民宅，去他們家住。回到他家他把我們留下自己轉回去看豐年祭，家中年邁的父母不會國語，而我們不懂魯凱話，雙方都坐立不安不知所措。所幸年青人在傍晚時分回來，晚上大家就一起開心的用國語交談，喝酒、唱歌，欣賞月色。隔天一早，我看見昨晚一起勾肩搭背的人，便熱情地跟他打招呼，但對方回應的是一個完全冷漠的表情，既非不屑，也不是害羞，而是徹底的面無表情，好像完全沒看見我，那一幕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回台北後，我整整困惑了兩個月。有一天我從不同的民族賴以交往的語言，記起那天和魯凱青年的父母在他們家裏的不安，聯想起自己學英文的經驗。以前上教會學習英文，有一天下課跟老師們打完招呼就離開，後來想起獨獨漏了一位美籍老師，讓我耿耿於懷，覺得失禮於人，甚至跑回教會再跟他們講一次。如同漢人因為近代中國史的遭遇，面對西方白種人會有潛在的民族自卑心態，相對地，台灣原住民從過去到現在，其實一直受到統治民族的語言文字對他們施行民族歧視和壓迫。那一夜的同樂，只是酒精作用暫時弭去雙方民族的歷史鴻溝，第二天酒醒後，民族歧視和壓廹的經驗便再度浮現。
這段經驗讓我重新思考台灣在進行建構主體意識的盲點，也可說是歷史視線的死角。過去我們經常批判日本統治者透過日語及皇民化政’策在殖民地台灣，進行某種程度的壓廹，二戰後的冷戰結構卻是美國帝國主義透過美語進行新的殖民治理，半殖民台灣。其實我們也在這樣被壓迫的環境底下，缺乏自我批判地對我們自己島上屬於南島語系的少數民族進行殖民壓迫，這是壓迫者意識的錯位、換位。我們忽視了壓迫的情況一直存在，只是進行壓迫與被壓迫兩方不斷地替換。
找自己，也找那些被壓迫的人
漸漸地，我對時報的工作失去動力，一來因為題材的選擇權不完全自主，總編輯仍有最終刊登權力；二來因為參加了張照堂、雷驤、阮義忠等人在台視策劃的軟性報導節目，開始接觸到各種議題。例如阿美族人離開花東原居地到基隆謀求生計的艱苦處境，社會上的種種問題令我大吃一驚！竟有一群人過著這般困苦的生活。在這些因素底下，不想做的念頭愈來愈強烈，最後決定想要喘口氣想一想，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找找自己，尋找另一種媒體實踐的可能，於是我就去環島。
我環島到了東部，某天喝咖啡看報時，一九八四年一年內海山煤礦又爆發第三次嚴重礦災。這則新聞裡面有兩個訊息奪去了我的注意力，一是海山礦難死傷人數，阿美族人佔百分之五十以上，更驚人的是海山煤礦礦工的總人數，阿美族人竟然就佔了百分之五十。為什麼出現這樣的現象？可以說是我的八尺門報告工作最原初的問題意識。當時我百思不得其解，社會對於這種現象沒有太多解釋，當時的雜誌媒體也無法對此現象給予深入的報導和分析，讓我們瞭解社會實情。因此，我決定前往八尺門，實際參與阿美族人的生活，以紀實攝影和報導文學的方法從事八尺門社群的社會調查報告。
經過近半年的蹲點觀察和相關資料粗略的閱讀和思索，我有了一個概略的了解。原先居住在花東地區的原住民所仰賴的小農經濟，其實只能負擔一個核心家庭所需的開銷。但是戰後台灣社會經濟模式轉變，農業社會轉向工業化，加工出口業的需求人力大增，造成人力巨幅流動，產生無產階級的工人群體，勞力被商品化。原住民移工便是在此時開始大量出現，但是他們大部分能落腳的，就是原有勞動力流入加工出口貿易相關製造業領域後，所空缺出的高危險職業，如礦工、建築工、近遠洋漁工等。
我以為離開時報雜誌就能夠逃離束縛，嘗試對八尺門進行蹲點研究，就是探求社會問題的深層因由，回應社會變革的胎動。但是八尺門的計畫結束後，我發覺當時雜誌對於媒體的操作，以及既定的體制規範，均無法滿足我作為一名報導者對於少數民族問題的探索與揭露。一九八五年陳映真繼左翼思想理論刊物《夏潮》雜誌之後，創辦了《人間》雜誌，正是陳映真回應當時媒體運作的另一種世界觀的視野和實踐。在大陳的邀約下，八尺門計畫也得以在《人間》上刊載，找到適切的發表平台。
另一條媒體化路線
台灣在長期戒嚴的高壓統治下，階級社會的結構性矛盾也積壓到了爆發的臨界點，同時在戒嚴體制下，國家對於雜誌媒體的言論和思想控管無所不在。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也試圖從台灣依附冷戰結構受到強國的支配的情勢之下，尋找另一種媒體操作的可能，樹立一個第三世界左翼的聲音和視野。冀望結合報告文學及報導攝影，對台灣社會現實進行調查、揭發、批判，是一條與資產階級價值觀完全對立的路線。比如《人間》在第三十七期曾推出「讓歷史指引未來」專輯，這完全是與《天下》雜誌「一同走過從前」專題的官僚資產階級觀對立的。
報導攝影的現實主義影像語言，伴隨當時西方文化傳播進入台灣社會，但其表現形式、拍攝方法及最終關懷的精神價值都是一塊未知領域。《人間》雜誌的出現，提供我們實踐的平台，透過發掘被壓迫、長期被視為符號禁忌的底層民眾，關注人們在工業化依附形發展進程中的歷史處境。我們希望當時透過在地實踐的方式，使報導攝影這一語言體系得以根植台灣，發展出第三世界的歷史觀點和美學。將那些被壓迫的、反抗的身軀記錄下來，將其視為不可或缺的社會報告報導出來。這是以底層敘事的精神拍下有關「人」的攝影，發揚被邊緣化、他者化的人民的光彩，其身體與身體的真實樣態才能夠顯影於歷史和社會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