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時代的反思:一份仍堅持紙本品質的藝術雜誌,為什麼?

本文作者於雅加達駐村照,2017。圖片來源—竹圍工作室

Rethinking the Digital: An Art Magazine Still Insists on Print Copy, Why?

文———陳沛妤

《藝術觀點ACT》改版10週年線上特輯,2019年1月出版

之所以會擁有藝術評論這個角色,是從《藝術觀點ACT》開始的。懵懂無知的我在剛入學沒多久的一場說明會中,聽到老師們對雜誌的堅持與熱情,便決定加入這個大家庭。當時的我對藝術一知半解,更遑論要如何以一篇文章書寫自己對藝術的觀點。在大量透過校稿的機會閱讀各方好手的文章之後,更明白書寫的意義與難度,是必須集中大量的精神,閱讀各種書籍、融會貫通之後,以自己獨特的語彙撰述出來。

幾經練習,我逐漸也開始學會所謂藝術評論的方法。有次突發奇想,以蔣伯欣老師授課的期末報告與眾主編們討論過後,在一次僥倖的機會之下獲得了數位藝術評論的獎項,這個肯定也開啟了我一步步對於電影之外,關於錄像藝術、跨領域藝術與各種國際藝術的學習。

在藝術精神與各類刊登平台連結之間的平衡拉鋸戰

近年來接收到越來越多關於紙本雜誌停刊或者轉型的消息,無論是被合併或是成為線上專刊,在網路世界席捲媒體的同時,評論在內容的深度上卻往往略敗一籌。

與其說是敗,更確切的說是扼殺作者對書寫的堅持。

以一篇文章的誕生過程而言,縱使有時候某些作者可以在短時間內產出大量的文字,但勢必會牽涉到兩種需要思考的可能:其一,是關於知識背景的閱讀已經成熟,擁有強烈的後盾可以作為書寫的本質;其二,除了理論基礎之外,對於日新月異且大量產出的藝術作品,作為一個評論者是否能在短時間內撰寫出自己最滿意的,能夠表達自己觀點之餘,也能夠讓觀眾理解,更可以與藝術家產生溝通交流的火花呢?

如果上述這些條件都無法讓一個作者在壓縮緊迫的短時間內產出一份精彩的論述,那麼要擁有好品質的另一個辦法就是必須給作者充裕的時間,可以慢慢回味藝術品之餘,又能搜尋到充分的資料,作足研究之後完成一份在濃度與深度上,都能稱之為專業的評論。如果在時間與資源都緊迫盯人的狀態之下,那麼文章往往會流於報導式的、即時性的描寫,呈現的內容局限於大量描述作品的內容或表象,缺乏批判性的思考。

反過來看,以閱讀者的角度而言,依照網路發達的今日,可以分為幾種形式。由淺到深來講,第一種是對網路新聞成癮的讀者,現在的網路媒體幾乎每分每秒都可以有新的新聞出現。無論你是誰,只要你會寫,就可以投稿新聞媒體,也可以在自己的社群網站分享,在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網路發文的差別在於有沒有領稿費而已。然而這樣的內容,往往只是一時的心情抒發,看似高談闊論的同時,給讀者是一種似真似假、即時反應的道理,聽起來沒甚麼問題。卻也如流水帳般的,快速被讀者掃描,詳細內容有時候並沒有被細讀,這類文章在語彙的使用上是必須相對容易閱讀的,貌似簡單合理。而這樣的讀者,是被動接收知識的。

另一種也是屬於刊登在網路媒體的文章,關於比較深度的評論,文章的長度、題目與內容會受到編輯台詳細的掌握,對於內容要求精細且篇幅較短。此類型的文章,所能觸及到的讀者,絕大多數是會主動關注議題與詳細閱讀的人。這種供需關係可以被理解的是,讀者與書寫者之間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好的文章在這個時代容易被分享,甚至願意付費訂閱網路文章。而在以品質要求之下出產的文字,作者可以得到更多一點的時間去書寫,通常都會以月刊的形式發表。但是這樣的內容,卻也容易因為網路或紙本媒體的編輯要求,而有所限制,影響了作者取決於可讀性與深度論述之間的拿捏。相對的,要在有限的版面之內提供讀者完整的資訊,又是另一項挑戰。

還有一種,是季刊、或是半年一次的刊物,以學術論文方式發表。會閱讀這類型文章的人,通常都是學者、研究生或是正在寫論文而需要參考具有深度論述內容的人。何謂深度的內容?在這個數位時代的定義似乎越來越模糊。不過,通常可以用幾種方式去歸類,例如,引用書目的多寡、理論的探討以及趨勢的觀察。這類型的文章在形成過程中會被嚴格的審查,從題目的發想、書寫過程,書寫後的修改,甚至到刊登前的各種關卡層層突破,對於書寫者來說絕對是成長的跳板,往往在寫完一篇文章之後,就會覺得重新活過了一遍。

《ACT》就是屬於這種,讓作者重生的一本雜誌,更甚之,是每次都讓編輯台再活一次的一種固定儀式。

這個儀式的過程,從定期的編輯會議、主編對不同作者的邀稿、一起去訪談的體驗與郊遊、逐字稿整理地獄、厚臉皮催稿信發送、收稿之後的一校二校三校、與美編的對稿日記到等待入稿之後的總校……,最重要的就是為期二到三天的總校了。雖然我沒有參與過其他雜誌的編輯台作業,但我想《ACT》的校稿過程絕對是強迫症加上職業病綜合的一種,必須強迫自己徹夜未眠去看一份又一份的,應該用放大鏡檢視的8.5字體大小的文章,還要檢查各種細節,不只是錯字,還有行距、標點符號、專有名詞、註釋格式的統一等等,這些要求看似簡單,實際做起來卻需要擁有強大的耐心,以及足夠的體力與精神可以耗費,更別說內容了。

大約是第49期到50期的時候,有幸進入《ACT》這個大家庭,巧的是剛好是我的指導教授孫松榮作為當期主編,主題為〈趨向影像-幽肢:或,我們是如何學會停止恐懼以及熱愛異質的變體〉,讓我瞭解到原來電影不只有一種觀看方式,還可以討論到建築、科幻以及電影裡的許多小細節而衍伸的各種話題,例如電影裡的攝影機提醒著我們也正在被記錄。事實上,最早與《ACT》有接觸,是從46期的〈繼電影之後──活動影像、藝術與城市空間的匯聚〉,當時的大學指導教授邱誌勇告訴我,這本雜誌很棒,尤其是他跟孫松榮教授主編的這個主題,跟我的學士論文主題相近,值得參考。這讓我瞭解,電影不只是看劇情或是只能在電影院觀看,任何影像都有可能發生在許多不同的場域,可以是戶外建築投影、美術館的錄像裝置或是街頭櫥窗的影像展演。

這些議題已經是七年前的回憶了,沒想到就這樣糾纏著我這段日子,甚至成為我論文題目的主要基礎,從電影、裝置到表演藝術。所謂的「跨領域」,到現在是各地都發生,各種跨界合作的衝突、磨合與完美融合,雖然還是有許多人不瞭解跨領域或新媒體藝術的綜合表現性,但理解程度的整體人口比例上,已大幅度的提高。如果非得要區分不同領域,依照我的研究範圍可以分為電影、錄像裝置與表演,其中的錄像裝置又牽涉到科技藝術的應用。在台灣的情況中,電影經常被認定為必須是在戲院上映的長片,藝術電影或實驗電影類的影像縱使偶爾會在戲院上映,絕大部分仍是私下放映或者在美術館才能看見。而有些影像與科技裝置的關係密不可分,若沒有科技的設計則有些影像無法呈現出最完美的樣貌。在台灣,除了藝術相關科系的師生創作此種類型的作品之外,與日俱增的是許多理工科系的師生以機械開發的方式製造出投影裝置,其影像並非透過攝影機拍攝與剪輯等電影產製過程誕生的,而是透過電腦運算而成的影像,此影像應該被歸納為何處?是錄像還是動畫?除此之外,表演藝術在台灣可以算是具有歷史厚度的藝術,又如何與新興的影像裝置產生互動,並達到完美配合的演出呢?

這些種種,光看《ACT》自改版以來超過10期都曾討論過影像的多變性,無論是內容上的政治性、歷史性與藝術性,或是在裝置與空間上的前衛性、劇場性與未來性,就可以理解關於影像的討論有如此多的變體。當然,雜誌的討論不只侷限於影像類,更有許多關於聲音藝術、藝術史、地誌描繪、空間詩學、哲學精神、美術館、策展方法、繪畫史等等。這些主題都不是曇花一現的,除了因應當時的趨勢之外,更多推手是來自主編與客座主編長年對某議題的觀察與研究,才能在適當的時機,邀請相關領域的作者共同產出一本,建立於每位作者能撰寫各自有興趣卻又不會重疊的主題,又能讓每一篇文章串聯出一段系譜脈絡,還能彼此對話。無論是主專題或是各專欄,在冥冥之中似乎都讓彼此有共同的默契,無論寫出什麼樣的內容,或是提交出什麼樣的參考圖片,都能完全切合當期的主題。這種以「藝術主體的精神性」為前提,在書寫或創作過程中,縱使各自逐步耕耘各自獨特的主題,卻又能在某些節點中彼此串聯、交會與融合。這個過程不也是一種跨領域的合作嗎?更不只是跨越各自專長領域,還橫跨了書寫者與創作者之間的交流,讓藝術應建立於視覺本身的能量被藝術的不同觀點發揮出其可以創造行動的力量。

文字、圖像與封面的交融與生活

記得第一次參與編輯團體活動,是以義工的身分幫忙包裝49期〈搜聲記──台灣現當代音景〉的雜誌封面,還記得當時是手工穿插錄音磁帶進入封面上黏貼,那種瘋狂的完美主義心理,至今仍令人難忘。當時我問了還不是很熟的岑岑(編按:指ACT美編羅文岑):「那些錄音磁帶的材料從哪裡來的啊?」岑岑回答:「這些都是龔卓軍老師在‎《張老師月刊》任職期間,訪談時留下的錄音帶。」這件事情一直在我腦海裡重複播放,讓我不斷想著,從主題的發想到對作者文字的要求,以及內容排版上各種細心的設計。例如某些重點句可以用黑底的方式突顯出來,而黑底就是錄音磁帶的視覺效果,讓每一句文字就像是視覺上的錄音帶一樣飄忽在閱讀的氛圍中。到最後,封面就是很簡單的一個從上往下看錄音磁帶的角度,看似簡單的一條線,其實是編輯台花了好幾天手工製作的。除此之外,磁帶並非空白,而是具有記憶價值的物件。要如何去判斷何謂一本要求完美的雜誌,從這些細節都可以觀察與感受的到,也再明顯不過了。

現在還有哪一本雜誌可以繼續堅持做到這種程度呢?重點是,在極少量的經費支持之下,還必須要顧及品質的要求,基本上是一件強人所難的任務。尤其,面對讀者數位化的趨勢,以及《ACT》來自於校刊的背景與定位,實在是令人難以想像,在如此有限的經費之下,還能夠印刷出如此經典的紙本刊物。眾所周知的是,對許多作者而言,能有幸成為這本雜誌的作者之一,往往追求的不是稿費,而是榮譽。因為這本雜誌的內容及定位受到許多知名學者的肯定,以一種非正史、非學術論文,但又是能夠藉此書寫過程發揮對藝術思想的推進,還能從中挖掘出一種歷史系統的貢獻。另一方面,對於圖片與圖說的要求,是異於常人的堅持。從圖片與文字的選擇、版權的協調以及圖片使用的數量無上限等等,讓讀者能夠藉由閱讀的過程中發現,關於藝術的討論,若沒有可以佐證藝術品的圖像,則容易淪為空談。

除了圖片之外,在文字的排版上也經常有所創新,適度的放大、縮小、加底色或是變更字型等等,以及參考舊報紙、刊物的排版,都是針對文章的內容而決定視覺上的呈現方式,讓閱讀的人有掉入另一個時空的錯覺:既是閱讀現代的文章,也有重讀過去歷史的時代之感。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大魔王,就是不定時出現的年表,這是為了表現出當期主題的歷史系譜而出現的一個番外篇。其重要性可以說明當期論述並非一時之選,而是在過去就曾經不斷重演,且在藝術家或藝術書寫者的腦海中,早已重複翻攪千萬遍的思想,如今藉由某一期的《ACT》再度整理成一套完整且獨特的論述。

回憶起59期〈錄影的微明:1980年代以來的臺灣錄影藝術〉中,適逢我正好在書寫自己的畢業論文尾聲,這些新興時代的科技藝術演出,難道在台灣都沒有任何的歷史嗎?在經歷了與孫松榮教授多次的論戰與歷史資料研究的過程之後,我們一同採訪並挖掘了許多早在近40年前就已經大量被運用的藝術語彙,也就是媒體藝術與表演藝術的融合之間的關係。若沒有指導教授的堅持,以及我們可以藉著雜誌之便去探訪這些建構前衛性錄像史的歷史人物,那麼我的論文以及往後在藝術評論圈所繼續發展的內容,便不可能成立。

看著當期的封面,岑岑特意選了黑得發亮又可以反射的封面材質,圖像上出現一台簡單的攝影機,鏡中映照出的我,就像是小時候在看類比電視時,所反映出的自己。其實,我們是在類比時代出生的人,不同於現代的數位(手機)時代,我們就是看著電視機長大的。當然,這樣的意義放在紙本雜誌上,除了表現出編輯台與主編對於內容的堅持之外,美編的設計也展現了主編的風格以及時代的影響力,不僅僅侷限在主題的呼應而已。這樣用心的雜誌,當然值得珍藏獨一無二的每一本。

回想起自接觸到《ACT》以來,似乎就無法將它切割於自己的生命。還記得58期〈復活.餘地──精神勝利的能量經濟學〉的編輯過程中,由於剛接了新的工作,自己蠟燭多頭燒的情況下,編輯台很包容地讓我在唯一一篇可以吶喊的篇幅裡,抒發自己對失去兔子的哀傷。記得岑岑說「因為這一期是憂鬱的左派,所以主專題的部分會用藍色的紙」,我的第一隻兔子,也就因為不再存在於我們的世界頻率中,從白色轉化成為憂鬱的顏色,開心的活在另一個世界裡。這些對於《ACT》的細碎回憶,不僅是藝術精神、字海翻騰上的,還有許多顏色的情感記憶,是數位冰冷時代無法取代的紙本溫度。


陳沛妤
畢業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現為自由評論人與影像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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