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藝術觀點ACT》43期，2010年7月出版
─引言
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後，面對全球化和國族化的經濟整合，要成為全球城市的一員，必須加強亞洲金融中心在全球的影響力，並進一步成為世界級的文化大都會。「亞洲國際都會」的願景就此催生了連續的城市改造規劃，重整的城市空間將提升城市中心的經濟價值，進而體現香港的文化／消費中心轉型的策略，「國際文化」的概念即被套進「西九文化區計畫」的軟件和硬件，其構思是香港有史以來城規覆蓋範圍中最龐大的。有關文化表述的詮釋爭論亦從文化的議題延伸至社會和政治的面向，商榷的議程進行了超過十年。
與此同時，古根漢全球化的美術館效應，替文化領域帶來的跨國運作模式，亦向國際滲透和擴散，在亞洲發生碰撞和交融，效果隨著在地的文化和歷史經驗而有所不同。香港的現況是：一項文化工程計畫邁向如此漫長和艱巨的道路，古根漢的全球運作模式轉換的「國際性」在地化的實踐進程，在香港後殖民的公共空間裡，究竟哪一部分被採納、被阻隔和被反芻？香港文化的政策和本土的意識如何回應磨合後的「國際文化都會」？推售本土化（localization）的過程又呈現一個怎樣的香港文化身分？
─透視「西九文化區計畫」
香港特別行政區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一九九九年的施政報告表明：「港府擬計畫提升香港成為『亞洲國際都會』，加速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增設文娛康體活動場地，使市民生活更添姿采，讓遊客從中感受香港中西文化交匯的魅力，目標是要香港成為亞洲首要的國際都會，匯聚文化人才。」配合這個目的，位於維多利亞港（Victoria Harbour）重要位置的西九龍填海區，是香港市中心尚未發展的最重要和最珍貴的一塊土地，現已被審批撥
作發展「西九文化區計畫」（前計畫名稱是「西九文娛藝術區計畫」）的用途。
「西九」計畫發展面積約四十公頃，核心設施有不同主題的博物館群、展覽中心、劇場及廣場，整體外觀以天幕設計，預計於二○○七年四月動工。「西九」的構思始自一九九六年政府萌生一個世界級文娛劇院的概念，一九九八年由中央政策組蕭炯負責開始構思計畫，二○○一年政府舉辦西九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以福斯特（Nordman Foster）的設計││流線型天幕的設計勝出。二○○三年九月政府公布「西九」發展建議邀請書，計畫後來改由新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負責。「西九」計畫從建議至招標，引發香港社會不少爭議，民間、文化界和政黨爭議之聲不絕，各種民間組織成立，如西九民間評審聯席【註一】、保護西九龍文娛區行動、西九新動力等。近五年來陸續舉辦「西九」論壇公開對話，最核心的提問是：「西九」為誰而建。政府重新展開為期十五周的公眾諮詢期（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後再延長諮詢期六個月（至二○○五年六月十五日），立法會同時成立「西九」發展計畫小組委員會負責「西九」的新藍圖發展。
公眾諮詢延期六個月後仍獲得大部分的人支持，政府把整個計畫作出修改，於二○○五年十月七日提出新建議：取消單一發展模式、規定住宅發展總樓面面積不得超佔整個項目的兩成，以及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淨作業樓面不少於十八萬五千平方米，中選建議者須先付三百億信託基金，以保障有足夠資金應付未來的營運開支。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由於三個入選財團未能接納政府提出的修訂模式。隨後舉行四場公開諮詢後，發表初步報告，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建議有關藝術文化設施包括：一座戲曲中心、一幢音樂大樓及一個「劇院區」，附近有最少三萬平方米的廣場。博物館小組則以「M+」為全新的文化機構，主力發展視覺文化。由於還要詳細修訂新建議書內容，例如恐防「西九」淪為政策服務而非藝術出力的官僚機構。文化政策和文化事業涉及全民，最終因公眾爭取文化權利和政府的多重拉鋸，「西九」計畫至今還未有具體的落實時間表。
─全球在地化的實踐
有關「西九」文化藝術的軟件，政府二○○三年初步建議書沒有具體的內容，公眾最為關注的是「西九」文化藝術的代表性，這方面以博物館群的建設為焦點。政府公布最後入圍的三個發展商，除了商住比率遠遠超標，連落選的英資集團太古地產方案的硬件和軟件均具古根漢的全球效應，例如美術館的建築設計師就是古根漢畢爾包分館（Bilbao Guggenheim）的蓋瑞（Frank O.Gehry）。不過，太古沒有列出「國際」加盟策略營運的伙伴，反而強調香港的本土藝術文化為發展方向，對探討香港企業的社會文化承擔甚有參考價值。
從太古的「西九」落選計畫，比較其他三間入圍地產集團，從中更具體顯示政府的「西九」想像和象徵經濟（symbolic economic）的要求。古根漢的效應以畢爾包分館成功的元素都可以在三個入圍方案看到，國際頂尖建築設計師的建築方案、古根漢美術館營運策畫，或眾多中外的國際級美術館擠在同一文化區，「國際文化大都會」的願景就如文化暴發戶般，國際級美術館成為城市炫耀的資本。入圍財團分配商用與文化設施的地積比率都遠超一．八一的規格，入圍規劃書受到公眾抨擊，擔心「西九」變成地產項目。後來政府嚴格限制商用和文化設施的地積比，無疑不符合地產集團的預期利潤，難以吸引單一招標的承包地產商。
六本木森美術館長埃利奧特（David Elliott）指出香港的官員曾到森美術館取經，他認為六本木的計畫概念和香港類似，但打造六本木區的森家族因森美術館的全年收入僅可應付支出的一半，森家族在二○○三年就補貼了美術館一半開支，這是地產開發商對社會文化的承擔，但對「西九」開發商會否如森家族對社會文化作出同樣的承擔是有保留的。【註二】埃利奧特對「西九」地產開發商承擔社會文化的評議不幸言中，但對財團計畫引入古根漢美術館的策略表示贊同，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陳達文就認為「和知名博物館合作的模式還是「最好」，因博物館要建立藏品需要一段長時間，畢爾包就是好例子。」【註三】從中可以看到「西九」的「國際文化大都會」發展策略，是看到了古根漢能振興地方經濟和形象的速效，便予以採納。無疑，古根漢的運作模式，透過「西九」滲進了香港的文化沙漠，警醒了文化可以是商機的融資模式，影響了隨後香港的文化政策，也引發更複雜和多面向的社會文化問題。
─「忽然文化」的生態
三間入圍地產集團的「西九」計畫書內容和建築模型，在公開給公眾諮詢意見和被政府評審期間，香港突然變得充滿文化氣息、文化消息的報導、國際稀有的藝術展覽、不受垂青的文娛項目，都忽然備受關注和得到贊助。三間「西九」入圍地產商如香港薈萃有限公司自三個月前，開始在恒基兆業旗下商場及中小學大搞藝術展覽及表演，宣揚藝術，還贊助香港的書展。活力星國際有限公司則以慶祝中法建交四十年，在國際金融中心展出畢卡索名作《巡遊》（Parade），觀眾絡繹不絕，展期延長，造成巨大的效應，這亦是香港首次由地產商舉辦的「國際級」展覽，各地產商刊登全版的「藝術」廣告亦屬首次。藝林國際有限公司則邀請為「西九」設計天幕的世界級建築設計師安藤忠雄（Tadao Ando）來港宣傳，負責日本六本木設計方案的日本臬建築（Masahiro Watahiki）談六本木經驗。
期間各設計文化協會更舉辦多項的文化交流活動，頂級國際美術館的主要建築設計師都親臨香港，薩哈．哈蒂（Zaha Hadid）和蓋瑞在設計營商博覽會出席講座。亞洲文化合作論壇二○○四年請來中港台的文化評論人參與「A Global Museum for the 21st Century」研討會，以古根漢的全球美術館效應探討在中國的未來發展。六本木森美術館館長大偉．埃利奧特來港作「西九」入圍建議案的評審員。在長實集體的長江中心古根漢當時的舵手克倫斯（Thomas Krens），聯合畢爾包分館館長推廣古根漢的成功策略和其未來的方向。香港藝術中心和亞洲藝術文獻庫（Asia Art Archive）聯合古根漢的團隊舉辦短期證書課程，把古根漢的各個方面管理經驗輸入香港的文化管理教育。【註四】回顧香港的殖民管治歷史造成單一的本土經濟發展，忽視文化的長期培育，因而，政府推出偌大的「西九文化區計畫」，銳意打造香港成為國際文化大都會。這種短期間發出的文化熱，被視為「忽然」重視文化。
教育方面，中學教程改制，課程內容增加文化及藝術科的相關活動；二○○三年開設首間獨立的視覺藝術學院（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並創辦針對中學的李兆基創意書院，專注培訓大專和中學的創意文化；各大學開辦文化管理課程，這都是看中「西九」將需要大量的專業管理人才，吸納希望進入「西九」文化管理工作的學生。商業方面，畫廊版圖自二○○三年接近四倍增長，國際藝術的博覽會闊別十四年後於二○○八年捲土從來。創作人和藝術團體的展出獲得較多的贊助和被報導的機會，也因畫廊增多，部分藝術家可以進入市場的機制，可是大多數的畫廊並不銷售香港本土藝術作品。部分的團體在「西九」期間，調整其原本小眾藝術的發展方向，轉向市場的多元發展策略，海斯莫汗（Hesmondhalgh）介紹文化產業體的轉向時指出，藝術以個人或團體的發展是以受資助的形式生存，到專業的複合體公司為發展轉向。【註五】香港的《劇場組合》由財團支持並更名成為《PIP化產業》。《ampost》文化刊物則自稱和《PIP化產業》已進入香港文化的「後資助時期」，邊緣文化可以產業化並脫離政府的資助。【註六】
藝術的場所方面，最大的石硤尾多元藝術中心，是由舊區石硤尾徙置區【編註一】改建成的，由香港賽馬會贊助經費，讓藝術工作者租用中心的空間進行創作，並有各種創意工作坊、展覽空間和書店，是香港首間藝術文化產業的綜合區。由於香港的工業發展萎縮，租金較低微，廠房被用作影樓、畫室、設計公司等。柴灣工業城、火炭、觀塘和灣仔富德樓等都進駐了不少新進和專業的創作人。香港的主流展覽館││香港藝術館除多番展出中國的稀有國寶外，與法國合作的大型印象派藝術展、現代派藝術展也引起轟動，反應熱烈，入場參觀人數之多是香港藝術館的罕有現象。香港向來缺乏城市中心的展出空間，重要的空間都被給大型的商場佔據，不過，自「忽然文化」後，許多中產區的著名商場都舉辦大大小小的藝術文化展覽，商場籌辦或與畫廊合辦的展出不斷，藝術和商場在香港是從未如此的親密過。
─新美術館概念「M+」
重新規劃的「西九」藍圖成立委任小組MAG，成員包括前香港藝術中心總監何慶基，和前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行政人員杜柏貞（Jane Debevoise）等。MAG報告指出，美術館的角色變化迅速，前瞻性的美術館都不再以「美術館」來自我定位，反而用文化「中心」或「平台」來自稱。因此，新美術館概念「M+」或Museum Plus將是一個文化機構，收藏、保存、研究和教育去呈現當代的視覺文化，內容以「香港角度」、「現今角度」和「世界視野」演釋和展示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視覺文化，並加入公眾互動元素，推廣多樣化和培育創意；同時，亦會與全球文化的伙伴聯繫，發展本土和國際美術館策略性的關係。提議合作的外國美術館，包括法國的龐比度中心（Center Pompidou）、紐約的現代美術館（New York Modern Art Museum）和英國的泰德美術館（Tate Museum）。「M+」初步涵蓋四個組別，即活動影像、流行文化、設計、和視覺藝術，當中包括水墨藝術、數碼影像、攝影等。MAG表示「M+」的營運策略非常強調策展的獨立性，本土文化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視覺藝術部分則不會框架於一個主題展，展覽內容以香港、中國和亞洲為主。有關國際博物館的合作方面，立法局的小組委員會提議「M+」可由國際營運者以專營權營運，認為可轉虧為盈。「西九」最近已委任前倫敦巴比肯中心（Barbican Centre）藝術總監謝卓飛（Graham Sheffield）來港任管理局總裁。
從新的美術館規劃，可以看到「M+」意圖平衡國際美術館合作和本土藝術文化的共融，選擇建立合作的國際藝術館以藏品多元著稱。營運策略特別強調策展的獨立性，看來這是對政府主導「西九」的明確態度；同時，表白與國際美術館的合作，將不會如古根漢的全球分館般，把在地的營運權和策略權全交於古根漢。另外，為了加強本土文化特色而特別設立香港普及文化館，設視覺文化館強調呈現香港、中國和亞洲的文化關係，這樣的布局，無疑平衡了香港的地方性、中國和亞洲的文化圈和國際當代藝術發展的視野，「M+」的方案可說不僅濃縮了藝術文化的全球化、國族化和地方化的文化多樣性。
─在地化的回響
從「西九」意圖打造香港成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國際級文化大都會」構想，可以看到以政府主導，財團承包「西九」的文化設施，其策略是直接引進古根漢的跨國分館加盟，或以古根漢全球化的運作模式，讓各國美術館聯盟的文化企業進駐香港。這樣的全球美術館規模流動於香港，香港無疑正面對全球化帶來的影響。由於「西九」被視為掌握香港未來的文化命脈，外來的文化將代替香港的文化詮釋權，公眾憂慮本土的缺席，因此引發本土的強烈回應。政府主導「西九」的「忽然文化」，讓公眾覺察美術館全球化下可能對本土造成的影響，其中一個相當重要引致本土的抗拒，就是文化同質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的危機。這種危機指涉「西九」引入國際文化企業的加盟，香港的本土文化將被外來文化取代，呈現標準化、公式化、單一化的非本地文化現象，最終香港就此陷入一種像許多受全球化影響的城市般，其本土的文化多樣性可能被消滅的境地。
由此，受全球化影響的在地主體，為抗衡主體的缺席，開始重新思考文化價值與社會認同政治之間的關係。香港在「西九」的文化價值判斷，再次步向身分認同的文化政治，這是基於香港的複雜後殖民背景的特殊語境。因此，在全球化的陰影下，展開一連串的本土文化追尋，確認本土文化的過程，有意或無意間把「全球化」作為「他者」的對象來對應自身的主體正確性。這種本土主義現象在香港如何展開？在本土文化身分的角力上，在地化又以何種話語展現？
（一）本土缺席
在香港邁向「國際亞洲都會」的全球城市想像過程中，城市進行了巨大的空間改造，拆卸了許多具歷史意義的建築，把賴以依據的本土文化和身分認同符號也拆除，一下子引發連串的保護維多利亞港和古蹟運動。「西九」事件，本來在城市空間的意義上不會構成拆除古蹟，因為用地是許多年前的填海地，沒有任何原建築物在那裡，但是填進「西九」的卻是一個香港從來未有的大型藝術文化設施，其主要作用是以此作跳板，使香港躍進國際的超級文化大都會的夢想。過去殖民政府和回歸後政府的政制一向不著重培育藝術文化，港府在沒有明確的文化政策下推動「西九」，公眾認為文化在政府和財團眼中只不過是商品，藉此打造香港的新形象和吸引遊客的經濟手段。因此質疑「西九」究竟為誰而建，引發極大的爭議，一邊推倒「西九」的全球化霸權之聲迭起，另一邊聲援本土的在場，繼而論述本土文化的追尋和挖掘。
「西九」的博物館新概念方案「M+」，加入了流行文化博物館來推廣和認同香港的本土文化，同時配合三間國際美術館的合作方案，強調策展的獨立權來回應政府可能過度的主導和外國合作的主體權。然而，在剛
完結的立法會就《西九管理局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會中，「M+」的概念仍然被質疑未能發揮香港電影、電視、文藝，以及各樣紮根本土的多元大眾文化，缺乏一個靈活多變的展覽平台，「要捕捉香港特色，就不能抄襲別人，也不能靠借人家的展品渡日，必須要有自己的東西」。【註七】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則認為「由外地機構完全控制M+的營運、策展，相信並非本地藝術界人士及公眾所樂見，亦未能夠為香港發展文化的願景作出貢獻」。【註八】在這樣的評斷下必然產生連串的疑惑：究竟甚麼是香港的特色？甚麼是自己的東西？甚麼是「別人」和「人家」？各樣的本土或他者的詮釋，在立法會以外的公共討論空間，產生了更廣泛的香港後殖民主體性與認同的爭論。
（二）香港意涵的本土化
前台灣文化局長龍應台，在香港長駐時，回應了「西九」爭議中一個核心的問題。她以分享保護台灣文化的個人經驗出發，把保護或發掘香港本土文化的最關鍵問題放在香港公民文化權的認同上。她認為本土文化的缺席是基於香港人沒有公民權，無法自我表述，從何談論本土文化，並批評香港的核心價值就是香港政府長久培養出來的「中環價值」，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型態。龍應台認為這是基於香港過去的殖民歷史造成：
殖民者並不只是單純地從不重視、忽略被殖民者的文化，而是因為文化關聯著思想，思想勢必意味著獨立思考和價值批判，這些都是對統治的障礙。從香港政府組織的架構就看得出，文化在這個城市的管理和發展上，是毫無地位而且是極端邊緣的……香港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然是殖民時代的思維。【註九】
因此，龍應台從「『西九』為誰而建？」的提問進而指出香港的出路在於「脫離殖民」：「最大的意義之一就是，人們回頭去把自己扭曲、被改寫、被漠視的被輕視的歷史挖出來……把殖民者所灌輸的美學品味、價值偏重和歷史觀點││不見得推翻，但是徹底重新反省，開始以自己的眼光瞭解自己，開始用自己的詞彙定義自己……。」【註十】
不過，龍應台批判香港主流的「中環價值」，提出去殖民化及民主化政策的種種意見，被香港文化評論人、前民政事務局研究總監陳雲，批評為只能「用來燒台灣的民國政府或大陸的中共政府」。【註十一】這是指她的本土話語批判只能在台灣的意涵下被處理，台灣本土化語境的主要對立面是傳統「中國中心主義」的文化，因此才在台獨運動時期，推出了「去中國化」的策略來相抗衡。陳雲並表示：「有百年現代政府的香港，處於中西夾縫的香港，她的去殖民主義理論，昧於現實政治。」【註十二】同文中反駁龍應台的觀點，認為「西九」的定位並不在於照顧其他社群（如龍應台所言兒童和弱勢社群），是她昧於「西九」的文化市場定位，而且香港其他的文化場地已有政策照顧市民此等需要。
基於政治現實，港英不會扶植中國文化、亦無意壓制……公民社會則在英式法治環境下健康成長…港人有必要反省自己，惟不可輕言去殖，「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同理，深植香港華人社會的英國典章文化，已是寄存於香港的現代中國文化之一支，香港為中國現代化之前沿，港人應將英國典章融會貫通，歸化中華，再反饋大陸…刻下大陸台灣，苦難深重，危機四伏。港人毋須親共，亦毋須去殖，只要立身中正，守住老本，任他八方風雨，我自時來運動。香港往何處去？邊度都唔使去也。【註十三】【編註二】
據陳雲的論點，「西九」本來就不是為香港本土公眾而設的規劃，因此，「『西九』為誰而起」所鬧出的公民文化權並不成立，所以，提倡「去殖化」以還香港本色的論調亦不合時宜。香港在某種程度上是摘取港英的優點，融入中國現在的主權現實，面向中國內地，一切基於現實政治環境，不要像台灣的在地化，台獨抗共，將會苦難深重。【註十四】陳雲為了回應龍應台的台灣在地化政治危機的反駁，而作出的定位和策略││「不動」地「守住老本（老樣子？）」，然而，這就是香港意涵的在地化嗎？
陳雲以外，香港的歷史研究評論人蕭若元認同龍應台所指的「中環價值」，指出香港的存在價值只有商業利益，使香港變成了全球「最商業、最金融、最現實」的城市。
香港在董建華管治時期，已經在城市空間上大興土木，刻意地去殖民地化，一心把殖民地歷史剷光……董先生對歷史的無情，比殖民地政府更要深刻…香港財團簽下龐比度、古根漢等合作協議，令人失笑，難道人家不到原地看原物，反而來香港看西方的、看中國的珍藏？…我們唯一有把握去打造的，就是殖民地時代的文物展覽，但在特區政府的眼中，這顯然是政治不正確的想法。【註十五】
蕭若元認為在本土文化缺席歸因於香港過於經濟主導的發展，加上香港回歸後的政治現實，英港時期的歷史遺蹟，在培植國族化的去殖民化政治正確下自然被剷除。如今，卻又移植西方的文化作為香港「西九」的特色，因此蕭若元質疑如何吸引外人？【註十六】言下之意，香港的本土特色不在於去殖化後可能顯露出來的本土，而是殖民歷史遺留的一切就是香港的本土特色。
這些在地化本土文化論述，如龍應台的去殖化，進行民主，還本土的面目；或為陳雲的無需去殖化，反利用殖民的餘蔭回饋主權中國，本土是為生存的策略；或是蕭若元以殖民歷史是本土文化的特色，不用去殖。若將此三種本土文化論述類比，或許可以看到所謂本土的話語，本土的「真像」（real）未現，反而突顯了「本土性」（locality）的指涉，「本土」是在於對應哪一個意識型態的敘述主體而建立的確認。以上的多重地方話語權力的交涉，相對國際意涵的在地化過程，香港意涵的在地化過程呈現十分複雜和矛盾的性質。
（三）「西九」的公民事件
香港的「西九」，從文化事件變成政治事件，從本土文化的未來回到本土文化身分認同的問題上，並嘗試在本土身分的去殖民或再殖民之間探尋答案，不論結果如何，公眾從未如此投入香港的公民文化權利討論。民間自覺組成關注「西九」的團體，或其他無組織的聯合聲明，都圍繞香港文化的保存和延續，向政府有關單位彈劾、要求或申訴，這些團體階層上至專業學會、文化界、普通市民和學生等，都證明「西九」在公眾眼中，並不是一個地產項目，更不僅是一個文化娛樂設施的項目，而是公眾希望有參與權、決定權，和詮釋自己的一個公民文化事件。
龍應台認為，香港「西九」的公眾行動是香港後殖民公民意識的成熟表現，撰文呼籲公民運動的展開，文化權力從來離不開公民的權利，民主選舉的作用之一，就是以公民投票權來決定自身的未來。正如她在〈香港，你往哪裡去？││對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的一點偏頗的觀察〉一文明確指出，香港從來未如此關心香港的文化和它的未來。「九七回歸」後，政經不穩定，經過六四、七一遊行、反對廿三條（顛覆國家罪），多項的示威都與政經有關。然而，「西九」方案是在香港經濟最差的時期推出，而磋商和抗爭的這幾年則是香港經濟的大躍進期，公眾對「西九」的關注不僅是可不可以「回本」投資的純經濟問題，而是「西九」將以怎樣的「文化內容」作投資？誰為誰而建的「西九」？這一切沒有得到政府的答覆，這是因為「西九」從開始就沒有想過要諮詢公眾。
至於文化政策，借周凡夫的形容，一九九七年以前香港殖民時期官辦文化就是「沒有政策的文化政策」，一種不須向市民大眾交代、能讓政府與官員隨意修改、改變執行方式，而又毋須每次公布的政策。當時港英政府所辦的文娛活動都不會與大陸和台灣沾邊，具有意識形態的節目亦難以在香港出現。到一九七○年代末大陸政治環境改變，顯現開放政策，中國文化的交流才多了起來。一九八○年代中，回歸問題加強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對本土的文化發展開始積極關注，踏入一九九○年代，成立的香港文化界聯席會議亦就此展開一連串向政府施壓爭取文化的活動。總體而言，回歸前有關香港的文化政策方針、計畫、原則、政策等問題一直沒有明確的指示。【註十七】
一九九七年的來臨和殖民統治的淡出，政制的改革加快和公開，公眾的積極參與是大大推展了對香港文化政策的關注。一九九五年文化界要求立法局增加藝術文化界的組別，開始尋求建立一套長遠文化政府的重要性，開拓文化藝術創造性、思考性、實驗性和批判性等重要元素，這就意
味與港英殖民時代的文化和娛樂等政策分離。【註十八】回歸後，政府基於對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和亞洲文化藝術中心的期許，於一九九八年分別委約英國學者和香港政策研究所，從事《政策的釐定、推行與資源開拓》的研究。報告指出香港制訂文化政策是基於政府在有限的憲法責任和財政支付能力之下，「一方面要回應群眾和利益團體對於政府支援公共文化的要求，繼承國家資助文化事業的傳統義務的考慮；另外一方面又要提防過度干預文化事業，以免拖垮其他社會政策的開支預算，避免惹來掌控文藝、與民爭利的指控。在意識形態方面，既要宏揚與維新本國的文化價值，也要兼顧普世人權自由的全球大勢，要有全人類的共同關懷，又要有本民族的特色。除此之外，還要顧及用文化搞活經濟（如創意工業）、辦好旅遊與文化外交的隱藏任務。」【註十九】
報告指出的回應群眾公共文化的要求、提防過度干預掌控文藝、宏揚與維新本國的文化價值、兼顧普世人權自由的全球大勢、要有本民族的特色和兼顧用文化搞活經濟，是九七後殖民政府重新釐定文化政策的考慮。弔詭的是，引起「西九」公眾爭議的亦正是上述政策的選擇性施行，以及港府角度詮釋下的群眾公共文化的要求。因此有關「西九」的真正文化政策不能獨立而談，必須與「原則」和「政治現實」一起而論。陳雲在談論「西九」的公共文化時就表示：
必須維護公民的文化權利，並且利用自主經營的難得條件，發展文化民主。大多數訂立文化政策的先進國家都有參考聯合國的公民權利思想框架，文化政策的兩大精神支柱，是文化權利與文化民主。前者為體，後者為用。根據適用於香港的《基本法》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公民文化權利包括四點：享受文化成果的權利；參與文化活動的權利；開始文化創造的權利；及文化成果受到保護的權利。【註二十】
陳雲文中一直只談公民文化權利，而不談公民權利和民主發展的關係，這是基於政治現實││香港是中國主權的管治的特區。港英政府只談經濟，不談文化，後殖民政府則是從經濟來談文化，這就是在全球化影響下香港意涵的在地化文化發展。
─總結
從「西九」的在地實踐過程中可見，從計畫藍圖、古根漢或古根漢全球化的模式透過在地財團的引介，國際美術館承包的運作策略已在香港登場，亦是新美術館概念「M+」之所以要發展出平衡國際與本土藝術文化策略的原因。可以說，香港在地化的應對是基於古根漢全球效應而衍生的。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強大的主導性文化的存在既是事實，「西九」既然是面向「國際」的規劃，比對觀照之下，它反而加強了在地文化意識的覺醒。受古根漢全球化的影響，思考香港的問題不單只包括：以美術館文化創造經濟的效應，它如何導致香港文化市場化的爭議，更必須將文化發展置於香港的後殖民語境，連結各種公共文化政策和公民權利的訴求，在在展示著一種香港意涵的在地化效果；文化和意識型態的權力關係通過本土文化的質疑，引伸出不同的詮譯。若以大會堂與「西九」兩個文化空間爭議的案例，【註二十一】來看文化脈絡和意識型態並作一總結：大會堂的綜合設施是一種面向本土的，是殖民安撫式、文娛性質的非空間生產資本；「西九」的綜合建設則是面向全球的，是後殖民的文娛開拓空間資本。兩者之間無間斷的時空交錯體驗，正好滋養著不斷移動的香港文化身分。
一、簡稱西九聯席，2004年11月成立，有九個民間文化團體：可持續發展公民議會、香港工程、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新力量網絡、香港當代文化中心、城市交流會議香港區、牛棚書院、進念．二十面體、公民起動，是為八百人的民間評審團。
二、《香港經濟日報》，2004年11月19日。
三、《明報》，2004年10月12日。
四、一連數個課程都介紹了古根漢的運作系統，但沒有涉及古根漢的收藏和策展、研究方針。
五、David Hesmondhalgh著，廖珮君譯，《文化產業分析》，台灣：韋伯文化，2008，頁56。
六、鄧子欣，〈由政府資助到自立經營││後資助時代〉，《ampost》第53期，2008年5月，頁20-23。
七、立法會就《西九管理局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所作之發言全文，2008年7月2日。
八、曾德成在立法會「西九」發展計畫小組委員會會員會議發言全文，2008年5月30日。
九、龍應台，〈香港，你往哪裡去？││對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的一點偏頗的觀察〉，《明報》，2004年11月19日。
十、同上註。
十一、陳雲，〈香港，你哪裡都不用去！││酬答龍應台之「虛火集〉，《信報》，2004年11月18日。
十二、同上註。
十三、同註十一。
十四、同註十一。
十五、蕭若元，〈香港從來處來往去處去〉，《明報》，2004年11月21日。
十六、同上註。
十七、周凡夫，〈沒有政策的文化政策││九七前的官辦文化〉，載自《香港文化藝術評論集》，香港：科華圖書出版，1998。
十八、《尋找文化政策九三》，香港：進念二十面體香港文化政策研究小組編，1994。
十九、《香港文化藝術政策的釐定、推行與資源開拓》，香港：香港政策研究所，1998，頁5。
二十、〈西九的文化政策原則與政治現實〉，《ampost》，2007年6月。
二十一、大會堂建於1986年，後於1933年拆卸。新大會堂於1962年開幕，位於中環，是港英殖民管治時期的第一座多用途的文娛中心。
【編註】
一、一九五三年，香港石硤尾木屋區發生大火，造成上萬人無家可歸。因此香港市政局成立「徙置事務緊急小組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於石硤尾興建徙置大廈，成為香港第一代出租的公共房屋。石硤尾多元藝術中心的成立原因之一，便是希望透過建物活化的方式，打破外界對石硤尾作為老舊徙置區的刻板印象。
二、為廣東話，普通話意思為：「哪裡都不用去」。